蔣介石很早就接觸宋明道學，不僅是服膺者，而且是身體力行者。在他的日記里，有大量修身的記載。從中不僅可以看出他的個人修養歷程和極為隱秘的內心世界，而且可以看出他早年的三重性格特征：上海洋場的浮浪子弟，道學信徒，追隨孫中山的革命志士。
一 重視修身，按照道學家的要求進行修養
蔣介石年輕時沒有受過良好教育，養成了許多壞毛病。1919年7月24日，他回憶辛亥革命時的個人經歷，在日記中對自己寫下了“荒淫無度，墮事乖方”的八字考語。由于這些壞毛病，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朋友們不大看得起他。1920年3月，戴季陶醉酒，“以狗牛亂罵”，蔣介石一時激動，閃過與戴拼命的念頭，但他旋即冷靜下來，檢討自己，“彼平時以我為惡劣，輕侮我之心理，于此可以推知”，“我豈可不痛自警惕乎！”一直到30年代，蔣介石想起早年種種劣跡，還痛自悔恨。日記云：“少年師友不良，德業不講，及至今日，欲正心修身，困知勉行，已失之晚矣！”又云：“余少年未聞君子大道，自修不力”，“迄今悔已難追”。一言之不足，反復言之，當系出于內心，而非泛泛虛語。
為了克服年輕時期形成的這些壞毛病，蔣介石曾以相當精力閱讀道學著作，企圖從中汲取營養。1919年5月24日日記云：“今日研究性理書，思發憤改過，以自振拔，甚矣不求放心也久矣。”所謂“性理書”，指的就是宋明以來道學家的著作。蔣介石不僅讀，而且選抄對自己進德有用的語錄，寫入日記，甚至作為自己的箴言或座右銘。例如，1919年，他為自己選擇的箴言是“靜敬澹一”四字，同年8月，增改為“精渾澹定，敬庶儉勤”八字。1923年1月5日，他模仿道學家的做法，自制銘文：“優游涵泳，夷曠空明，曄然自充，悠然自得，此養性之功候也。提綱挈領，析縷分條，先后本末，慎始圖終，此辦事之方法也。”在此之后，他仍然覺得意有未足，又抄錄道學家常說的“修己以嚴，待人以誠，處事以公，學道以專，應戰以一”諸語，作為對自己立身處世的要求。
宋明道學有所謂理學和心學兩派。前者以朱熹為代表，后者以陸九淵、王陽明為代表。蔣介石涉獵過朱熹的著作，例如1923年1月4日日記云：“晨興，思良友，竊取乎朱子‘從容乎禮法之場，沉潛乎仁義之府’二語以自循省。”可見，他對朱熹的學說有所了解。哲學史上有所謂朱陸異同之爭，或是朱非陸，或是陸非朱，蔣介石對兩派均無所軒輊，日記中也常有讀王陽明著作的記載。如：1926年11月17日日記云：“車中悶坐，深思看陽明格言。”
在這一方面，他是兼收并蓄的。
宋明以后的道學家中，蔣介石最喜歡曾國藩，很早就用功研習他的著作。1921年日記云：“晚標簽《曾文正公全集》。此書曾經一番用功，甚嘆遺失于永泰之役。今得復見，不啻舊友重逢也。”永泰之役，指1918年9月蔣介石在福建討伐李厚基的一次戰斗。此戰中，蔣介石中敵緩兵之計，倉促中棄城出走，僅以身免，隨身攜帶的曾國藩著作連同日記等物遺失殆盡。蔣既自稱“此書曾經一番用功”，可見，他在曾著上是下過大功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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