勢，就是戰略發展的走向或潛能。比如說吧，如果問，在中國古代，定都在哪里比較好呢？那大約就是西邊了，比如西安。因為西邊的戰略回旋空間比較大，有很好的“勢”。定都在西安，當叛軍打過來了，皇上可以往西跑，跑到阿富汗去，或者往南跑，跑到成都去。叛軍占領西安，自己鬧出內訌來了，皇上就從阿富汗借點兵，殺回來復辟了。
定都在東邊好不好呢？不好。最好不要定在青島。叛軍從西邊打過來了，皇上就只好，跳海了。
定都在中原好不好呢？比如河南的鄭州。從治理國家的角度來講，這里倒是方便，半徑最小。但是遇上亂世，爭天下或者守天下的話，卻不好。中原這里，古人管它叫作“四戰之地”，就是四個方面都是敵人。東邊的人要打西邊的人，或者南邊的人要打北邊的人，他們都先得打中間的人。只有在這一點上，他們的想法是一致的。所以，在中間是很難強大起來的，勢使然也。
中國歷史上立足中原卻能把天下統一了的，一個人都沒有。只有一個人，大略做到了，那就是曹操。
曹操定都在河南許昌，這里是中原的最中間了。他的北面是袁紹，東面是呂布，東南是袁術，還有孫權，南面是劉表，西面是馬騰、馬超，這些人聯合起來，一下子就把曹操打敗了。所以曹操是很為難的。比如說，他就不敢向北去打袁紹，如果向北去打袁紹的話，他南邊的湖北（荊州）的劉表，就會北上掏他的老窩許昌。后來，曹操向北和袁紹交戰的時候，當時劉備就在劉表那里，劉備就勸劉表北上去掏曹操的老窩，但是劉表去嗎？劉表不去，劉表說了：“我去掏他的老窩，你就掏我的老窩了！”
于是劉表不去，就在湖北呆著。等曹操把袁紹打滅了，于是向南，把自守之賊的劉表給滅了。
所以曹操立足中原，卻能把天下給基本統一了，曹操是很厲害的。
曹操最初呆在中原，是以袁紹的部將的身份，相當于是袁紹把自己的勢力發展到中原，以曹操為代理人罷了。或者至少曹操和袁紹是盟友關系。曹操能向東滅掉呂布（在所謂徐州的下邳），乃至把袁術擊潰，而不用擔心袁紹會從北面趁機南下掏他的老窩許昌，是因為這時曹操還是袁紹的部屬，至少是盟友。同時，袁紹這時候和更北方的幽州公孫瓚連戰扯戰，也無暇把主要力量用在向南。
于是曹操占得了徐州和部分揚州，解除了東方的危險。
這一行動期間，曹操和袁紹都是盟友關系，袁紹甚至派兵來幫助曹操東征。但是，盟友歷來是歷史上最可怕的東西。春秋時代，北方的晉國曾經派出三十輛戰車去資助東南方落后的吳國，幫助吳國實現國防現代化（“四化”的一個），吳國迅速強大起來，從東方攻擊晉國的敵人楚國。但是，吳國強大后，終于就成了晉的強敵，吳王夫差一度把晉定公嚇得夠嗆，乃至把牛耳都交給夫差來執。戰國時代，齊國和中原的韓魏趙是盟友關系，齊國支持韓魏合縱攻秦，取得了一些城池，都壯大了韓魏（這些地盤只能給中原的韓魏，齊國拿不到），隨即韓魏趙因為變得強大而對齊國傲慢，聯手伐齊，樂毅幾乎滅了齊國。秦漢之際，劉邦項羽也是盟友，西漢末年，劉秀和赤眉軍也是盟友。但是，沒有永遠的盟友，只有下一個敵人。曹操東戰呂布、袁術，客觀上保護了袁紹南方的安全，使得袁紹可以從容專門對付北面的強敵公孫瓚。但是曹操也在東征系列中自我強大起來，于是和袁紹這個前盟友轉而敵對起來。
當曹操轉而和北面（河北地區）的袁紹在官渡大打起來的時候，東南方的孫策一度打算偷襲這個“四戰之地”中倒霉的曹操的老窩許昌，但是孫策很不幸地被人射死了，十八歲的弟弟孫權接班，在人生地不熟的江東能站穩就不錯了，于是不得北上。而南方湖北荊州的劉表，手下又沒大將，只是剛剛接收了一個劉備，若是用劉備為將北上打曹操的老窩，給劉備兵多了，就怕劉備跑出去自立山頭，給他兵少了，又不足以成事，于是拖著，終于沒有北上。
曹操就趁機和袁紹父子打了六年，終于迫死袁紹父子，盡占北方四州，再加上自己的中原，成為地盤最大的一處英豪。期間，西邊的馬騰、馬超父子，也打算襲擊曹操的西側，但是在曹操部屬的游說下，終于放棄了。
曹操的成功，很大程度來講也是幸運。因為從地理位置來講，從政治影響力上來講，他都處于劣勢。袁紹能夠一直容忍曹操拿著漢獻帝呆在中原，是因為需要以他來對抗袁術、呂布和劉表。而袁紹和袁術本是堂兄弟和盟友，但是倆人反目為仇了，袁術拉攏了呂布和劉表為黨友，這就使得袁紹不得不派出曹操南下到中原占取地盤，以對抗袁術、呂布、劉表陣營。如果袁紹能不跟弟弟袁術反目，則曹操就沒有機會了。所以說，曹操是幸運的。袁紹連一個弟弟都不能安結，是他走向被動的原因。當然，也不能全怪他，袁術也自有實力和大志。袁紹既然看中了北方，勢必南方就為他人所占，他派出的代理人曹操在中原又野心勃勃。
袁紹和曹操在官渡角力的時候，前代理人曹操還是處于弱勢的，袁紹是有機會勝利的。曹操手下當時雖然有關羽、張遼這樣的猛將，荀攸、郭嘉這樣的謀臣，但中原經過黃巾蹂躪和董卓的殘滅，經濟基礎不強，曹操此前取得的呂布和袁術（山東南部到江蘇北部）地盤因為新占不穩，也不能指望（實際上，它們私下都背叛了曹操），而袁紹的河北地區，則相對地盤廣大，人民也未傷元氣，又有顏良、張郃等猛將，田豐、許攸等謀臣，甚至借來了胡人的騎兵，曹操不過是以中原兩三個郡的財力，對抗袁紹的若干州。但是袁紹還是敗了，這就不是曹操的運氣了，而是曹操能任用智力，并有軍事才能。隨后袁紹還是可以卷土重來，至少自守冀州的，但他很快病死了。這事就大約是天意吧，非人力所能及了。
此后曹操也就并未能把自己的地盤有顯著的擴大，只是在取得中原和北方四州后，把陜西關中這一落后地區的馬騰、馬超的地盤也占了——這是不可避免的，從GDP角度來講，曹操憑八州之力，占取難以有外援的陜西一州之地，是勢出必然的。
曹操此后走了下坡路，與長江一線的孫權、劉備聯盟的對戰中，落得失敗。隨后數次努力，但終于不能飲馬長江。這除了南北相距遠，地理環境差異大，還有就是收成亦不易，曹操的地盤中也有叛亂，政治上的易見分子也給他掣肘，以及對手孫權、劉備也都是英豪，諸多原因。
隨后的南北對峙，促成了孫劉的聯合加強。
孫和劉的聯合，素來視為美談，其實也反應了二者都沒有一并天下的雄心。東吳西蜀，左右相連，其實各自都難以強大。吳國相對是個大國，蜀國也算是個大國，蜀國的存在，也就制約了吳國的發展。就好像中國是個大國，北面的俄羅斯也是個大國，這就影響了中國能在國際上有所作為。一如從前齊國是大國，但南邊的魯也是大國，就使得齊難以稱霸。說中國和俄羅斯聯手抵抗遠處的美國，實際上中國和前蘇聯的地緣相靠印發的矛盾，使得二者的聯合終究不能穩固，甚至各懷心思。諸葛亮數次北伐，孫權也多次過江，但是雙方配合都并不成功，最后一次是孫權半道先撤了，終于令諸葛亮在五丈原又枯呆了幾個月而死掉。兩國聯合，自保可以，但進取甚難，因為地緣相鄰的兩大國之間要想緊密聯合、協調步調，實在是太難辦了。他們都不愿意自己身先猛進，去跟曹氏火并，變成炮灰，隨即而令盟友的地位加重，從而叫盟友令行天下。這種有節制的北進，其實是理性的選擇。所以諸葛亮只愿意在曹氏的大西邊去騷擾，根本不去攻擊哪怕長安。孫權也只是過江撲騰幾下，隨后準備依靠大江而逃回——叫他從東路猛進，入旱地，去蘇北，入山東，截曹氏的東臂，破釜沉舟地北上，他是不肯的。
所以孫劉聯合，并非進取之術。從蜀國的角度來講，已經吞滅東吳，極長江上下，擁南壁江山，然后再向北與曹氏逐鹿中原。當初劉備非得興師在夷陵去大戰東吳，要復得荊州，可謂正確的戰略路線。否則，也只能令自己茍延殘喘一些年罷了。即便未來曹魏因為什么原因變得虛弱，恐怕東吳也是會先西上取了西蜀，從而避掉自己遭到的蜀人從長江上游順流而下對自己的威脅，然而才會北上猛烈去伐滅魏。（后來，恒溫要北伐，也是先伐蜀。）而蜀國若能并有東吳之地，則中央集權，統一指揮，左右共進，挾東吳舊地而伐魏，其效能就比孫吳兩國聯合北伐，強得多了。
可能曹魏也看到了這一點，當劉備試圖東伐孫吳時，曹丕反倒發兵去助東吳。從曹魏來講，希望長江以南不要統一，維持吳蜀分裂的兩國狀態，顯然對自己有利。在曹和吳的聯手態勢下，劉備不得不流大兵沿江筑寨防御曹人偷襲自己的后路，于是兵力稀釋，前鋒不銳，遂大敗于陸遜。此后，西蜀再無吞并東吳的能力。孫權在劉備隨即要死前，面的許多部將上書，是打算向西吞掉西蜀的。若此事成功，則吳國統一長江上下，可以與曹爭鋒。但曹丕很快發三路兵南下在長江三個據點，只對峙，不猛打，使得東吳因此也就不敢西去，坐失滅蜀的良機。曹魏照舊維持了南方分裂的局面。隨后諸葛亮派鄧芝等人去武昌，極力謀求與孫權聯合。孫權猶豫良久，鑒于形勢，只得宣布與蜀講和。東吳和西蜀，互相都失去了吞并對方的機會。在這種情況下，雙方接下來的聯合，不過是等著其中某一個被曹魏率先擊破罷了。吳蜀的分裂，注定了南方遜于北方。以劉備久經戰陣的雄武，當初若能北聯曹魏，滅掉東吳，或者以孫權的人多勢眾，趁劉備新死，諸葛亮執政未穩，乘夷陵大戰勝利之威，蜀國南中又有叛亂形勢，他不顧曹魏分軍三路在長江嚇唬他，而硬去滅蜀（或者曹魏退軍后），也是有可能的。不過，陸遜這個保守派，反對滅蜀，諸葛亮這個親吳派，在劉備末期也對攻吳不積極。隨后東吳西蜀不過就是各自拖著，不能促成質變。
從前周瑜是力主滅蜀的，劉備也極力要滅吳，而魯肅、陸遜、諸葛亮之徒，則要左右聯合。到底哪個是英雄所見，吾從周瑜也。
三國時代的英雄，所運用的不過就是智和力。這就類似象棋和圍棋，象棋里是車馬炮的正面拼殺，英雄主義，圍棋里是布局謀勢，外交、聯盟、地理、文化、心理，多種因素的戰前設計和總體戰略大局規劃。相比而言，雖有關羽萬軍叢中取上將顏良人頭的這種車馬炮的正面直突拼殺，有張翼德在橋頭橫矛怒吼誰來身與決戰，有呂布與西涼猛將郭汜雙騎陣前單挑并且扎了對方肚子，有龐德又在自來搏殺的關羽腦門上鑿了一箭，有張遼在合肥城以八百騎兵轉戰連斗，這些英雄的象棋模式的直前拼殺，但更起決定作用的，則是中國人打仗素來所合的圍棋模式，在戰前布劃和總體謀劃上的殫精竭慮。不論是袁紹要占北方一個“方面”以圖天下，諸葛亮在隆中說跨有荊益，魯肅勸孫權極有長江上下，還是具體戰役前和戰斗中的地理尤其心理因素的設計和指揮，都體現了高超的智，有甚于力的運用。
而這種“智”的體現，主要就是勢的謀劃和設計。上文談的這些勢，不過是冰山的一角，舉凡三國中的某國興衰，某戰役成敗，某事的進廢，都是相關人物對勢的布劃的結局。于軍事、于人事、于商戰，都會有勢的營造和思索，勢的概念發源于春秋戰國，《孫子兵法》也提到，并且成為中國人網狀多點面互動思維方式的典型基因。姑且可以再舉個小例子，當曹操攻占了張魯的漢中后，曹操的主簿劉曄就建議曹操向南疾進攻滅蜀地，劉曄說：“曹公破袁紹、征劉表，威震天下。如今拔取了漢中，蜀人聽到這個風聲，膽子都嚇破了，守衛都顧不上了，大軍趕緊向前，蜀國可以傳檄而定。劉備剛得蜀國，蜀人太不太信任他。如今破了漢中，蜀人振恐，其勢自然傾倒。如果緩一陣的話，諸葛亮等人安定蜀民，再去打，就沒戲了。”曹操沒有聽。七天之后，從蜀國那面來的降將說：“蜀中當時一日數十驚，劉備雖然斬殺那些驚亂的軍民，也不能安之。”曹操大后悔，但是此時蜀國已安了，再伐蜀，也不能成功了。后來派張郃伐蜀，果然無功。這里劉曄的思維方式就是基于“勢”，一種網狀多點面的關聯互動，綜合貌似不關聯的多種因素分析和促成事物發展。重視這種勢，而不是戰斗時的拼殺的力，素為國人的思維習慣。孫子也說“任勢”，比如“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勢也。”“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于千仞之山者，勢也。”劉曄這里也提到了“其勢自傾”。至于諸葛亮引用孫子說的“其勢不可穿魯縞也”，也是從勢的思維角度想問題和做結論。而這種勢的運作，往往最終又歸結為心理因素的作用，官渡之戰去燒烏巢，張遼在合肥城下匹馬沖殺，曹操添加生力軍戰敗馬超，陸遜在夷陵先把劉備拖疲，劉曄欲趁蜀人振恐而疾進，趙子龍擺空城計嚇退曹兵，黃忠在戰斗中乘高擊鼓一舉斬殺疲戰中的夏侯淵，呂布端關羽老窩又善待軍卒家屬令關羽勢窮亡走，凡此種種，不勝枚舉，可謂三國中的每一事都貫穿了當時人勢思維的習性。不可不察，不可不揣摩學習。絕不是小小的用詐和拼力所能表征之。
從前，元朝人羅貫中寫了《三國演義》，這書到了明朝時開始流行，寫得確實很好，開篇也提到了“天下之勢，合久必分”，可惜的是，它隨后對三國人的勢的思維和行動沒有再延續發掘，對三國人的“智”也就卑之不論，而描述的不過是種種詐謀罷了。喜歡詐謀這種小東西，以為人和事的成敗只在腦子靈光，善于用詐（這也是對《孫子兵法》的淺讀誤會），乃至食言不信，就能成事了，乃至塑造了諸葛亮這個“多智”而近于韋小寶的人物形象。本來是下圍棋的技藝，結果搞成了唯“出老千”是務。而書寫成這個特色，這大約也跟明朝時候的皇權專制很厲害，人們權益沒有保障，要靠著詐謀保護自己，于是對于講詐謀的書就喜聞樂見有關吧。而實際上，三國時代的人的謀略并不在于詐謀，戰爭的技術也不僅僅是小的誆騙欺詐，而是戰略大勢和戰役小勢的布劃設計，諸多因素組合促勢，體現了人類的卓越智慧和中國的思維習性，絕非話本藝人翻來覆去來個詐敗埋伏、虛營以待這種卡通似的想像中的所謂“智謀”。
這些智（勢）與力的完美呈現，都保存在史書《三國志》中，鄙人不禁手癢，要把這段文明歷史，再現給今人，重現真實的三國，戰爭歷練中精英們的思想結晶，而非太平時代說書人的平民管窺。
總之，諸葛亮終生其實不曾設過一條詐謀，劉備也不曾摔孩子，其它譬如千里走單騎、舌戰群儒、三氣周瑜、孔明吊孝、黃蓋苦肉計等等，幾乎所有我們耳熟能詳的三國故事，常人隨便能提出來的，其實都是羅貫中的文學構造。我們學到的三國，不是真的三國，而是后代話本藝人的“智”和“價值觀”。
此外，從人性風格來講，三國時代前距春秋戰國時代也不遠，所以當時人對先秦貴族的忠、義、孝、信、節、勇等觀念，也還是看重的——雖然是亂世。三國時代的人能成功，往往是因為遵從了這些觀念。失敗者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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