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早期儒學發展中，“子思之儒”、“思孟學派”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以前人們研究孔子以后的儒學，總是首先想到孟子、荀子。孟子學于子思之門人，那末，孟子的學說與子思有何關系？子思的思想學說怎樣？在郭店楚簡被發現以前，甚至連《中庸》都不能確定為研究子思的可靠材料，子思研究簡直無從談起。郭店楚簡中大量戰國儒家文獻問世后，子思思想的大門才算正式向人們敞開，這些寶貴材料的發現，使子思、思孟學派的研究引來了學術界關注的目光，早期儒學研究也因此出現了興盛局面。郭店竹簡中的不少篇章已經被證明是子思學派的著作，屬于史志著錄的《子思子》，并印證了保存于《禮記》中的《中庸》、《表記》、《坊記》、《緇衣》都是子思的作品，也為研究子思的心性學說，研究子思的誠信與內修理論提供了極好的條件。人們研究早期儒學，再也不能不注意到子思思想的巨大影響。
（一）
要全面準確地研究子思，首先認清子思的思想淵源十分必要。從學術傳承上講，子思幼小時候學于孔子，又受學于曾子，在子思的思想中，孔子、曾子思想的影響都相當重要。
然而，在學術界，不少人對于曾子受教于孔子、曾子的事實并不十分清晰。雖然歷來有不少學者指出了子思學術思想與孔子、曾子的淵源關系，但由于對研究資料的認識不同，因此，子思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孔子、曾子的影響，人們的看法還因人而異，多有疑惑。
從關于子思生卒年的最新研究結果看，孔子去世時，子思可能只是十幾歲的少年【1】。但子思少年聰慧，很使孔子感到欣慰。《孔叢子·記問》記載了孔子與子思的一段對話，很能說明問題：
夫子閑居，喟然而嘆。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修，將忝祖乎？羨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爾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對曰：“伋于進膳，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懈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
孔子兒子伯魚雖受孔子詩禮之教，但由于短壽,“年五十，先孔子死”，很使孔子失落，對孔子當然是很大的打擊。正因如此，子思的表現才令他感到高興，在子思的身上，寄托了孔子的希望。
作為父親，伯魚對子思的學業可能不會有太大的影響，倒是作為祖父的孔子對子思少年之時的家庭教育起到了關鍵作用。孔子擔心子孫“不修”，不能繼承自己的理想，因此，他非常重視對后代的培養。少年子思聰穎機敏，深得孔子喜愛，成為孔子晚年著力培養的接班人。
《孔叢子·記問》篇還有三段“子思問于夫子曰”的對話：
子思問于夫子曰：“為人君者，莫不知任賢之逸也，而不能用賢，何故？”子曰：“非不欲也，所以官人失能者，由于不明也，其君以譽為賞，以毀為罰，賢者不居焉！”
子思問于夫子曰：“亟聞夫子之詔，正俗化民之政莫善于禮樂也。管子任法以治齊，而天下稱仁焉，是法與禮樂異用而同功也，何必但禮樂哉？”子曰：“堯舜之化，百世不輟，仁義之風遠也。管仲任法，身死則法息，嚴而寡恩也。若管仲之知，足以定法，材非管仲而專任法，終必亂成矣。”
子思問于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偽，必審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乎圣，推數究理，不以物疑，周其所察，圣人難諸！”
第一段子思問孔子任用賢人的問題；第二段為子思與孔子談論治國與禮樂和法之間的關系；第三段探索“心”、“圣”在認識上的作用。對話內容逐漸加深，有一個由外及內、由表及里的過程。從傳世文獻、出土簡帛與此處記載的對照中不難發現，治國用賢、禮樂治國、“心”與“圣”的問題都是子思所關注并進行過詳細闡發的儒學范疇。《記問》篇的此處記載正說明子思確實受孔子之教。
在孔子眾多的弟子中，曾子很能實踐和貫徹孔子之道。他勤奮好學，忠實厚道，修養全面。曾子繼承了孔子晚年的思想，內求心性之學，外尋天道。今本《大戴禮記》有關曾子的十篇文獻，基本上全面反映了曾子的思想。
曾子專心致力于忠、孝、仁、義的學業和傳授弟子的教學活動，后來成為一位有名的儒學大師。子思跟隨曾參學習受益匪淺。《禮記·檀弓》和《孔叢子·居衛》記載有曾子對子思有關禮制問題的對話，這是子思從曾子那里學禮的明證。《圣門十六子書》說：“子思從曾子受業，誠明道德，有心傳焉。乃述父師之意，窮性命之原，極天人之奧，作《中庸》一書，以昭來世。”從曾子那里，子思繼續學習孔子思想，全面繼承了以孔子、曾子為代表的儒家正宗思想。
一般認為，七十子之徒以子游、子夏、曾子學問成就最高。子游一系可稱為“弘道派”，子夏一系可稱為“傳經派”，曾子一系可稱為“踐履派”。子思在向曾子學習孔子之道的同時，也當受到子游、子夏等的影響。《孔叢子·居衛》有子思“聞諸子夏”有關古代知識的記載；《雜訓》篇中，子思以子游的話回答縣子提出的問題。但從文獻記載中子思與孔門高足同時出現的頻率來看，以子思與曾子的次數為最多，這應該也反映出《孟子·離婁下》所說的“曾子、子思同道”，，子思在孔子之后主要學于曾子的事實。
從馬王堆漢墓帛書本的《易傳》，證明了傳統上孔子“晚而喜《易》”的說法，也證實了孔子作《易傳》是可靠的。從《易傳》與《大學》、《中庸》的比較中，學者們已經發現了二者之間的密切關聯。《大學》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道理，通篇引《詩》、《書》立論，終篇不見《易經》和《易傳》一字，但其思想卻來自《易經》和《易傳》。《大學》中的三大綱領為“明明德”、“親（新）民”、“止于至善”，而實際上，“止于至善”是對“明明德”和“親（新）民”的要求，所以三大綱領只有兩條。據分析，“明明德”無論在內容還是具體方法，都顯然來自易學。《中庸》一篇，程頤以為是“孔門傳授心法”，《中庸》以“致中和”為目的，為了做到這一點，《中庸》以為要有至誠無妄的心態，要有從實際出發的原則，要有行而不倦的精神，以及無過無不及的思想方法，細細分析，《中庸》與《易傳》的思想內容是互相溝通、互相滲透的。【2】
子思少年得孔子親傳，又學于曾子以及子夏、子游等孔門高足，在孔子之后，他很快成為戰國初期著名的思想家，儒家學派的正宗傳人。子思隨著聲名的日益擴大，又有孔子嫡孫的特殊身份，當有不少人投到他的門下讀書學習。在教學的過程中，子思又系統闡發了自己的思想，繼承并發展了孔子、曾子學說，以子思為中心，形成了孔子之后一個重要的儒家派別——子思之儒。子思之學通過子思門人傳于孟子，又形成了思孟學派。
《大學》作于曾子，《中庸》作于子思，二者與《易傳》之間的這種關聯，使由孔子而曾子而子思的傳承線索十分明晰，子思的誠信和內修主張也是沿著這樣的線索而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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