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中央的政策倒逼，例如中央規定地方政府要花更多錢用于社會保障、民生、醫療衛生等等，“（地方政府）自己沒多大油水，慢慢自己也就放權了，變成了一種自覺行動。”二是通過開放來倒逼，中國申請加入世貿時就是為了滿足很多國際規則，倒逼了政府放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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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我們知道，這里面龍部長膽兒是最大的，而且關鍵是在做整個民間傳播和智庫研究的過程中也是干的力度最大的，我碰到不只一個人都特感嘆，現在真是能做，而且做的讓大家嘆為觀止，我們就問您一個特別溫柔的問題就可以了，剛才前面已經提到了，在種邏輯之后，大家都說這個市場的松綁還不夠，您認為在哪些方面不夠得厲害？


龍永圖：


一講松綁不夠，大家都要批評政府部門，今天我想從另外一個角度為我們政府部門講點話。


主持人：


這個應該。


龍永圖：


我知道政府部門放權是很難的，大家從我的經歷當中知道中國入世談判十幾年，最難的就是怎樣按照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從我們政府部門當中剝奪他們的一部分權力，實際上當時整個進程就是這樣一個進程，非常難。


但我今天想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難的話，在我們中國可能也有一定的道理，也不完全是這些政府部門一定要抱著他那點權利、那點利益不放，有這個原因，但不是全部。我認為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因為我們講的放權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放權，只要搞市場經濟，政府就得放權，市場就要發揮關鍵作用，但大家知道，我們搞的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點我們很堅持，我特別記得2001年9月17號，當我們完成了全部的談判以后，日內瓦進行了一場記者招待會，在這個招待會上，一個美國記者問我，“龍先生，你那么多年來一直堅持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現在你已經成為世貿組織成員了，從今天起你能不能在講到中國市場經濟的時候不要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講市場經濟，因為我們所有世貿組織成員都是講搞市場經濟”。記得當時我的答復是，“可能還不行，我們還得加上社會主義這樣一個帽子”。


所以我覺得，既然我們講的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以我們的放權可能和其它一般搞市場經濟的國家，特別是西方搞市場經濟的過程還不一樣，還有區別，沒區別的話，我們的政府就和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的政府會同樣的作用，掌握同樣的權力，我想主要是有這幾個原因，一個是過去我們三十多年改革開放當中，我們總結一看，確實，我們的政府還是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我們中國之所以取得那么大的成就，應該說政府發揮重要作用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這點連西方國家都不得不承認。


第二，我們黨的基本方針就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而我們黨又是執政黨，我們的干部，各級領導都是共產黨的干部，他不管經濟管什么？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所以這也是有點道理。


第三，在很多領域，特別是在一些主要經濟要素，例如人口，比如土地，這些政策，特別是土地公有，這一點和西方國家完全不一樣，還有現在我們講的一些重要政策，比如環保，比如社會保障，也是政府在起主導作用，政府不管也不行。


第四，中國的地區差別很大，東部發展很快，應該說東部按照典型市場經濟國家來界定政府的權力可能條件已經比較成熟了，但中西部還是比較困難，在中西部，如果政府不發揮比較重大的作用，要追趕東部，可能會越來越難，更何況我們還在搞財政轉移支付，很多很多都涉及到政府的事兒。


總之，我今天并不是在唱反調，我們搞市場經濟，要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政府還是要發揮作用，我覺得主要是從中國的政治體制和基本國情出發，可能還得有個過程，而且還會有我們的一些特點。


我想提幾條建議：政府掌握權力，特別是審批，我覺得這個要逐步減少，這是一個大方向，這一條十八大后我們走得很快，但從我的經驗來看，與其說企業怕審批，它更怕審批的不公平、不透明、不穩定，沒有意見性，在中國，現在政府放權當然很重要，但政府在行使目前掌握在手中的權利時，希望政府能夠更加公平、更加透明，政策更加穩定，更加有可預見性，我覺得這比放權更重要，對我們很多企業家都是這樣，我以前碰到一些英國來搞投資的，他說我們不怕你們的政策不優惠，就怕你們的政策不透明，他說不優惠，我算一份帳，投資了不賺錢那我就不投了，或者是調整我的企業戰略來適應你們的政策，所以他們不怕，就是怕審批當中的不透明、不穩定，這一條我覺得在某種意義上比放權更重要，不知道是不是準確。


第二個與其說政府放權很重要，我認為還不如建立一種更好的政商關系更重要，今天的題目也是這樣，政府官員和企業家建立一個什么樣的關系，過去都是企業家跟著官員的屁股后面走，求爺爺告奶奶，所以最近我幾次講話，能不能建立一個政府和企業之間君子之交淡如水的關系，大家互相尊重、互相支持，不拉拉扯扯，關系很正常，很和諧，這種正常關系在某種意義上可能也比放權更重要，有時候權在那兒，如果政府和企業的關系好，也不一定會傷害企業的重大利益，這是第二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