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年，有部電視連續(xù)劇，很是熱播了一陣子。它的主題歌，也很是熱唱了一陣子。那歌是這么唱的：天地之間有桿秤，那秤砣是老百姓，秤桿子挑江山，你就是定盤的星。　　　　這其實不對。一個國家，如果當真有什么“秤桿子”來“挑江山”，那“秤砣”就決不可能是老百姓，也不應該是老百姓。因為秤砣的特點，是個頭小，分量輕，權重大，這才“雖小壓千斤”。老百姓卻相反。君主制國家的臣民或子 民也好，民主制國家的公民或人民也好，總是大多數(shù)。這么大一個數(shù)量，放在秤盤里還合適，做秤砣就匪夷所思。公民作為個人，雖然個頭小，分量輕，權重卻不大，也不能大。如果每個公民都可以“權衡天下”，豈非一桿秤上掛了許多砣？天底下哪有這樣的秤！這也正是西方早期民主制國家的問題。由于沒有找到一個合適的秤砣，便只好讓“僭主”代行其事。結果是“僭主”變成了“君主”，民主制國家也就變成了君主制國家。　　　　顯然，秤砣是個大問題。不解決這個問題，民主制國家就不可能長治久安。　　　　這個問題我一直想不明白，直到讀了任東來、陳偉、白雪峰等著《美國憲政歷程》（中國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才發(fā)現(xiàn)，美國人在二百多年的憲政實踐中，無意間為自己的國家找到了一個秤砣，這就是最高法院。我們知道，美國聯(lián)邦司法系統(tǒng)的攤子是很小的，只有94個地區(qū)法院，649位法官；13個上訴法院，179位法官；1個最高法院，9位大法官。最高法院的“個頭”是不是很小？　　　　最高法院的分量也最輕，輕到在《聯(lián)邦憲法》中只有寥寥幾筆，在日常生活中鮮為人知的程度。我們看美國新聞，不是總統(tǒng)如何，就是國會如何，很少看到最高法院如何的，真可謂不顯山不露水。想想也是。錢袋子捏在國會手里，槍桿子捏在總統(tǒng)手里，筆桿子則捏在媒體手里，最高法院要啥沒啥的，哪來的分量？　　　　然而最高法院的“權重”卻極大，大到可以否決國會立法，決定總統(tǒng)人選。2000年美國大選，布什和戈爾把官司打到最高法院，9位大法官以5比4的簡單多數(shù)做出不利于戈爾的判決，戈爾立即優(yōu)雅地承認失敗。要知道，戈爾實際上是多得了53萬張普選選票的，最高法院的判決也只有一票之差。這一票的權重，是不是大得嚇人？　　　　否決國會立法也很厲害，因為通過一項法案并不容易。先要交參眾兩院表決，后要由聯(lián)邦總統(tǒng)簽字。只要一家不同意，這事情就黃了。但是，這個好不容易才出臺的法律，最高法院只需要一個理由，或者說，只需要兩個字，輕而易舉就可以推翻。這就是“違憲”。在美國，一部法律如果被最高法院判決“違憲”（違反憲法），那它就不再是法律。而且，最高法院的裁決是終審判決，沒有誰能夠推翻，除非最高法院自己認錯，或者國會有本事修憲，那可是比登天還難。　　　　我們知道，美國是個法治國家，很少有人無緣無故地頂風作案以身試法，大多數(shù)人都希望通過合法的途徑謀取利益解決問題。所以，最高法院一旦做出判決，甚至只不過受理了案件，政府就得調整政策，公民就得調整行為，國家的政治態(tài)度和國民的價值取向就可能發(fā)生變化，就得在秤盤子里面加進一些東西，或者減去一些東西。　　　　這就是典型的秤砣了。而且，美國最高法院的“秤砣意識”是很強的，盡管他們并不使用這個說法。首先，他們奉行“不告訴不受理”的原則，從不主動出擊，甚至回避問題。也就是說，即便大法官們發(fā)現(xiàn)某一立法違憲，或某一行為違法，如果沒有人來告，他們也不管。甚至即便有人告，他們也未必管，而且能不管就不管。其次，大法官們不但非常自覺地約束自己的司法權力，而且為人處世也十分低調，沒有誰像總統(tǒng)和議員那樣出盡風頭。第三，最高法院日常判決的基本特點是因循守舊和墨守成規(guī)，能不改動的就不改動，能不變更的就不變更，能不顛覆的就不顛覆，著名的開明派大法官路易斯·布蘭代斯甚至有一句名言：“我們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無所作為”。顯然，最高法院能夠很好地充當秤砣，原因之一就在于它的權力很少，還輕易不用；而它能夠對政治生活和世俗生活產生巨大影響，也恰恰因為平時的清靜恬淡甚至無所作為。　　　　無為，才能無不為，也才能大有為，這就是美國最高法院的成功之道。　　　　這個道理，我們中國人是懂的，而且應該比誰都懂，因為中國的道家也是這種觀點。所以，西漢初年的皇帝，也曾當過一陣子秤砣，這才有了所謂“文景之治”。可惜從漢武帝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