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導讀：這種無異于以卵擊石的武裝暴動，此后還屢屢上演，暴動的組織者不僅僅限于興中會，多個所謂的革命團體也于其間扮演重要角色，越來越多的秘密幫會組織也被動員到這些暴動中來。 革命活動的經費，除了組織成員繳納的會費和捐款，皆為募集。孫文將他的興中會辦成了一個革命股份公司。早期興中會的會員，入會時每人交底銀5元，另有義捐，以助經費。興中會還“特設銀會以集巨資家之急公家之急，兼為股友生財捷徑”，所發行的“革命股票”——銀會股票——每股收銀10元，承諾革命成功后，每股可收回本利百元。孫文在他親自起草的興中會宣言中號召人們： 此于公私皆有裨益，各有咸具愛國之誠，當踴躍從事，比之捐頂子買瓴枝，有去無還，洵隔天壤。且十可報百，萬可圖億，利莫大焉，機不可失也。
在很長的時間里，孫文都不能兌現他的諾言，故而經常被人追債于街頭，頗多狼狽。但他不為所動，所做的承諾也越來越多，越來越大。他在和各國軍火商討價還價時，經常告訴對方，這是在和未來的政府做生意，將來的政府會給予他們更廣闊的利益空間。他出色的口才產生了良好的鼓動效果，特別是新世紀到來以后，革命有了源源不斷的金錢支持。但籌資時所作出的承諾似乎一直不能令人滿意地兌現，孫文遂有了“孫大炮”之美名。當然，因為有了革命這樣良好的目的，“孫大炮”很容易取得了人們的原諒：
從現時的觀點來回顧過去的歷史，人們會認為，孫博士對債權人的某些許諾似乎是魯莽大膽的，甚至是喪失原則的。對于提供特權、地位和租界一事，也許孫中山毫無內疚不安之感。因為，他的注意力集中于一個偉大的目標：推翻可惡的清王朝，建立一個有利于中華民族的進步政權。（注：美 韋慕庭語） 1903年春，去日本留學還不到一年的黃興返回故鄉湖南。已經30歲的黃興，顯然受家鄉崇武尚斗之風氣影響太深，在日本雖然修學師范專業，卻特別注重兵操騎射和學習軍事知識，每日晨起必赴神樂坂武術會練習射擊。這年年底，黃興在他的生日宴會上，與同為日本留學歸國的陳天華、宋教仁、張繼等人，在酒酣耳熱之際，商議成立一個反抗現存政權的組織。次年2月25日，華興會在長沙明德學堂成立，百余人參加了這個壽命不是很長的革命組織，黃興毫無爭議地被公推為會長。
大清帝國的現狀，讓這批熱血沸騰的青年心急如焚。“凡屬炎黃種子，急宜奮起圖存，誓驅韃虜出關，否則瓜分之日立至。”黃興等人當即于華興會之下，再另設同仇會，聯絡在湖南享有盛名的哥老會，組織武裝暴動。然而，事機不密，暴動尚在籌劃當中，即血流成河，黃興等人倉皇出逃，再次遠渡東洋。
短命的華興會沒有給人們留下政治綱領方面的文件，但依其行事方式判斷，這個于匆忙之間成立又于匆忙之間敗散的組織，與這一時期出現的其他各個小團體一樣，沒有掙脫狹隘民族主義的桎梏，并認定，只要使用暴力，一切問題就能迎刃而解。
與華興會相比，同年在上海成立的光復會，民族主義色彩更為濃厚。這個以浙江籍人士為主的組織，似乎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對二百余年以來滿洲人在江南地區的各種惡行，進行報復。他們宣稱，要與我同胞共復舊業，誓掃妖氛，重新建國，以報往日之深仇。也是光復會成員的魯迅認為，他的故鄉雖非藏污納垢之地，卻是報仇雪恥之鄉。這個以“光復漢族，還我河山”為政治口號的小團體中的多位重要成員皆有嚴重的帝王思想，他們理解的革命就是單純的造反，以漢人皇帝取代滿族皇帝。將這樣的組織冠以現代革命的名號，確實有些牽強。
在暗殺團基礎上成立的光復會，雖然也和其他的小團體一樣，以武裝暴動作為他們革命的手段，并且廣為聯絡江南的幫會組織，籌劃起義，但他們更熱衷于以帶有恐怖主義性質的暗殺手段，去對付滿族權貴。
會中領袖人物陶成章效唐朝駱賓王討武則天之例，先后兩次北上京城，要“手刃慈禧”。他還異想天開，密謀在北京開設妓院，“以美人計誘滿清貴族，席間下毒，以為一網打盡之計”。巾幗不讓須眉的尹銳志、尹維俊姊妹意圖炸死清廷要員，攜帶炸彈潛伏京城竟達一年之久。雖然也有徐錫麟在安慶剌殺恩銘這樣可歌可泣的壯舉，但帶有恐怖主義性質的行為，終究反映的是一個團體及其成員的陰暗和自卑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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