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導讀：留學生們的學習和思考，為新世紀中國社會的改造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資源。在此之前，中國社會如同一只“鳥籠”。 從1870年代開始，作為洋務運動“師夷”的一部分，大清政府就有向海外大量派送留學生的安排。雖然最早的一百余名留美幼童在學業尚未完成時，即因保守勢力的干擾而被召回，但此后仍然有軒海外ａ學子被派往海外，1887年福州船政學堂選派35位青年軍官，赴歐洲學習軍事，就是比較知名的一例，那位翻譯了《天演論》、《原富》、《群己權界論》、《法意》等西方思想名著的嚴復以及北洋水師中多名英勇不屈的海軍將領，均出自這支留洋隊伍。 十九世紀最后的幾年里，留洋日本成了新的熱點。甲午一戰使向以天朝大國為尊的大清帝國上下受到了極大刺激，對蕞爾小國日本自然是刮目相看，憂國憂民者急欲至日本探個究竟，于是，新的留學浪潮出現，成批的青年學子東渡日本。戊戌維新之后，東渡日本者迅速增加，新世紀來臨的時候，更是猛增。據估計，20世紀頭十年中留日學生總數達5萬人以上。到這一刻為止，中國人的赴日留學可能是世界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留學生運動。 與今日大多留學生試圖移民海外不同，這一時期的留學生們都是帶著救國救民的夢想而遠渡重洋。中日兩國同處亞洲，緊密相鄰。日本人原來在與西方列強打交道的時候，其境遇不比中國人強到哪里去。但是，日本的社會改造如此徹底，跨入現代化如此迅速，就不能不讓中國的智識之士們有所思考，日本自然而然地成為中國追求現代化的典范。富有民族自尊心和歷史責任感的中國留學生們，試圖從日本為積貧積弱的祖國找到靈丹妙藥。“我們往日本去留學，便因為它維新成功，速成學會了西方文明的緣故。”（注：周作人語） 因為這樣的緣故，這一時期的留日學生絕大多數選擇了軍事、法律、政治、師范等學習方向。同樣因為這樣的緣故，日后中國的社會改造運動，如立憲、革命等均于此群體中萌芽。力主保皇的康有為、宣傳立憲的梁啟超、致力革命的孫中山，都把日本當作大本營，其資借的人力資源，即為留日學生。 留學生們的學習和思考，為新世紀中國社會的改造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資源。在此之前，中國社會如同一只“鳥籠”，因為受困于傳統的思想文化體系，各項改造只能產生一種類似于盤旋的變化，而不可能掙脫“鳥籠”飛出一個新的天地。如今，完全不同于中國傳統的西方知識資源通過日本人的吸納，再由中國留學生們傳播到了中國，讓中國人獲得了新的思維工具。利用這樣的工具，人們開始整理和詮釋歷史，構思新的社會改造運動，設計國家和民族的未來。這是幾百年前佛教文化進入中國以來，又一次大規模的思想文化進入，對中國社會產生的震撼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