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師益友周德文的“四真”品質。

認識周德文先生是在2012年的9月26日，筆者老家的作協為筆者的新書《楊建新影視作品集》舉行首發式。周德文先生應邀出席會議并作了“文學藝術與經濟形態相得益彰”的簡短發言。在發言中，周德文先生十分贊賞作家、藝術家結合當前社會經濟形態創作出“鼓氣，打氣，接地氣”的文藝作品。他結合筆者的劇本，建議作家、編劇要深入社會實踐，反映社會政治經濟現實狀態，為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提供優秀的影視文學作品。

此后，因為在許多觀點上有著高度近似的看法和共同語言，筆者與周德文先生結成了好友、筆友、摯友。在電話里經常就當前社會和經濟形勢聊上大半天。后來，他讓自己已經考取國外知名傳媒大學編導專業研究生的公子周航宇拜筆者為師，學習影視編導，成了我的第一位影視編導“入門弟子”

2013年至2018年間，筆者多次應邀參會聆聽周德文先生的演講，感受頗深。為周德文先生體恤民情，為中小微企業奔走呼號的精神所感染，也著手寫就了幾篇時政論述文章，在小范圍內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好評頗多。2012年至2015年間，筆者在自己的原創電視連續劇文學劇本集《冬去春歸來》里以周德文先生為原型，刻劃了一名有著深刻思想內涵和遠見卓識的經濟學家“周會章”。一些熟悉周德文先生的讀者閱后對筆者反饋道：“楊老師，您塑造的‘周會章’這位人物，他的外表形象，他的肢體動作，他的語言道白，同周德文老師簡直是一模一樣，活靈活現！太生動太逼真了！”

后來，因為周德文先生要四處游學、演講，同時要幫助一些陷入困境的企業化解債務危機，進行資產重組，幫助他們解危濟困等等。筆者也因為潛心創作新的影視劇本，所以互相間的聯絡就少了一些。

最近一次關注周德文先生，是因為看到了他所引用的一篇文章：《2019年是前十年最差的一年，但又是后十年最好的一年》。因為對他這篇文章的內容感到有些認同。所以又與周德文先生開始了聯絡溝通。

作為一名經濟學家，周德文先生始終不忘使命，密切關注著中國經濟面臨的重重問題和嚴峻挑戰，時刻關心中小企業如何在困境中求得生存發展。他的許多觀點因為見解獨特、視覺獨到而顯得“獨樹一幟”，引人深思，在經濟學界頗具影響，受到了高層和業界人士的高度贊賞，好評如潮。

不過，在一些地方，周德文先生許多時候其實是“不受待見”的——在2000年至2011年之間，在經濟“繁榮鼎盛”時期，周德文先生在研究考察時，發現有不少地方的一些企業“脫實向虛”，醉心于“資本運作”，“炒房炒煤炒礦產，炒棉炒糧姜蔥蒜”，致使許多原本精心于實業的企業家轉而把生產資金投入“錢莊”、“樓市”、“股市”，導致實體經濟萎縮。他以一名先知先覺者的前瞻眼光和知性學者的良知，大聲疾呼企業家要回歸制造業的正途，不要一擁而上走旁門左道、歪門邪道一心“賺快錢”，防止企業和社會經濟發生大的波動。只可惜他的建議和呼聲未能喚醒當時已經“利令智昏”、沉湎于巨額暴利帶來快感的許多大小老板和一些只喜歡聽好話，聽不得半點“壞話”，唯“GDP政績”為要的官員，最后眼睜睜看著一些地方連續遭遇重挫，經濟和社會狀況嚴重受損……

令人寒心的是，適逢其時，一些地方官員和大小老板們不去閉門思過反省自己，反而把慘烈敗局歸因于周德文先生的“敢言”、“直言”，給他起了一個外號：“烏鴉嘴”！

不知幸或不幸——在周德文先生自2008年至2018年間三次發出危機研判警示之際，事態的后續發展都證明了他的預見是精準的，只是過于超前而一時不為我等凡夫俗子所理解罷了。

難能可貴的是，彼時彼刻，周德文先生并沒有為這些流言蜚語所動，依然以一顆赤子之心關注民營經濟的發展趨勢，為在“高利貸崩盤風潮”中陷入債務泥淖的中小微企業問診把脈，因企制宜，量身打造這些企業化解債務危機的方案，幫助許多瀕臨破產倒閉的中小微企業走出了困境，獲得了重生。

2011年10月4日，時任國務院總理同志前來浙江考察中小微企業發展狀況，周德文先生應邀參加座談會。期間，他向溫總理提出了對加大對中小微企業的政策扶持力度，促進民營經濟健康有序發展的多項建議，受到了溫總理的首肯。這也使得國內外對這位立足浙江、放眼全球的經濟學界有識之士刮目相看。

而筆者與周德文先生結為知己，除了仰慕其才華以外，更多的是因為在周德文先生身上有著一些專家學者鮮有的“四真”品質，即：為人率真，處事認真，敢講真話，真才實學。

一、關于“為人率真”：

筆者與周德文先生結識多年，發現在他在與人交往中從未以“衣帽官階”取人，同社會各個階層的人都是將心比心，不設心機。推心置腹，以誠相待。絲毫沒有江湖商道官場中的市儈勢利習氣。即便對那些與他意見相左，觀點不一的人，也能大度包容，以禮相待。正因為如此，周德文雖然身處東南一隅，卻能與國內外相當多的學術界、經濟學界、社科界、企業界、文藝界人士交集頗深，并同其中許多有識之士“義結金蘭”，成了莫逆之交。

在周德文先生的眼里，蕓蕓眾生沒有人格的高低貴賤之分，無論高官富商還是平民百姓，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這也是他在許多地方都廣受歡迎的原因之一。

二、關于“處事認真”：

在筆者家庭書柜里珍藏著周德文先生贈送的數本經濟學理論書籍，如《中國樣本》系列叢書等等，筆者有空時常有翻閱拜讀。期間發現，周德文先生的文章里，數據詳實可信，事例具體可考，為他的觀點提供了無可辯駁的有力支持。而這些數據和事例絕非坐在辦公室里動動腦筋就可以生造出來的。據筆者所知，一些讀過周德文先生文章的人士也都有著相同的感受。

曾經有一次筆者請教周德文先生，他是如何搜集到這些數據和事例的。周德文先生說道：這些數據和事例都是自己在日常工作和閑暇時間里通過走訪調研，查詢文獻，分析整理，有意識地搜集和積累起來的，并無其他捷徑可言。

看吧，這就是一位負責任、有擔當學者的嚴謹的學術態度。

另外，2011年以后，許多限于困境的中小微企業主們紛紛向周德文先生求助，請求他幫助自己的企業解圍濟困，擺脫困境。面對這些企業主的要求，周德文先生沒有不加選擇地“有求必應”，貿然應允。而是對企業狀況先行考察分析一番，然后根據情況區別對待：或幫助進行資產剝離，或幫助進行企業重組，或幫助健全完善規章制度，在后續的發展中逐步擺脫困境。而對于那些已經“病入膏肓”，無可藥救的企業，周德文先生也是直面現實，提出“破產重組”的合理化建議，避免企業耗費無謂的時間、精力和損失。

在同筆者的交往中，周德文先生不止一次地認為，無論為官從政或是經商從文，都必須要有高遠的眼光和寬廣的胸襟，就像高明的棋手對弈，要“走一步想三步”，甚至是“想三步走一步”，對未知事物和未來的局勢提前做出預判，未雨綢繆，防患未然。才能做到處變不驚臨危不亂。

三、關于“敢講真話”。

2020年3月1日，武漢冠狀病毒爆發之際，周德文先生在一篇題為《痛斥了奸商，再痛斥不講人話的人——疫情肆虐下，學會講真話，說人話！》的文章里援引了人民日報的論述：“新一年，我們將努力說真話、寫實情，讓文章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情，更具親和力感染力，更有可讀性可視性，實實在在服務讀者。”

周德文先生直言不諱地呼吁：“大疫之下，請學會講真話！”因為此次武漢疫情爆發并蔓延全球的事例再一次證明：一個喜好假話、厭惡真話的社會最終將會付出多么沉重的代價。從“封口”到“封城”，這就是我們為假話付出慘重代價的最好例證！

從古今中外歷史來看，說真話往往都是要冒極大風險的。比如論證“日心說”的伽利略，被宗教法庭判處終身監禁。而同樣宣傳“日心說”的布魯諾則被宗教裁判所課以火刑活活燒死。唐太宗時期，多次犯言直諫的魏征，雖未死于李世民之手，卻也在尸骨未寒之際被后者親手砸掉了墓碑（據說后來又復原了）。清官海瑞因為直諫弊政，被嘉靖帝打入大牢，身陷囹圄長達三年之久……

至于本次疫情初起之時，兩位“吹哨人”李文亮、艾芬，一位遭受“訓誡”，另一位被所在單位紀委“嚴肅談話”，施以“封口”。前者此后更是感染了病毒，獻出了年輕寶貴的生命。事發后，網絡上一片錯愕，批評痛斥之聲不絕于耳！

正因為“說真話是要付出代價”的，所以歷朝歷代官場學界常常是善觀言色者左右逢源如魚得水，直至如今，少數官員也善于對上級領導察言觀色投其所好以謀求利益。而敢于直面真實、言說真話者卻往往仕途坎坷甚至不得善終。以至于假話空話套話在一些地方盛行一時，“真言難得”也就不足為奇了。

然而，說真話付出的可能是個人的犧牲，而說假話極有可能“禍國殃民”，這一點已經在本次疫情中得到了痛徹骨髓的印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