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教授是我敬重的老一輩經濟學家之一。他有清晰的學術邏輯與經濟思想，不人云亦云，敢于堅持自己的觀點，敢于直面學術爭論，學術研究總是服務于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他是真正的學者。談到中國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吳先生有句名言“制度重于技術”。這是千真萬確的。這里，我將他的話“篡改”了，但沒有改變老先生那句話的本意，即在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制度創新重于技術創新”。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獲得了巨大發展，這其中既有生產要素（資本、勞動、技術等）的貢獻，又有創新的貢獻。林易夫教授前些年討論中國農業發展問題時，就持有這種觀點。中國發展到今天，更需要創新。而在制度創新與技術創新二者之中，制度創新比技術創新更為重要一些。

為什么？中國現在面對著幾大難題，一是經濟社會發展受制于資源短缺和生態惡化；二是經濟發展受制于較多難解的社會矛盾，諸如地區差距、貧富差距、資本市場對于社會財富再分配中的不合理、以及某些公共決策的非科學。這些難題固然能夠通過技術創新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但這些問題的直接緩解和技術創新的活躍都依賴于制度上的創新。

不難發現，如果沒有資源管理和生態管理進一步的制度創新，在現有管理框架下，資源短缺和生態惡化問題就不可能根本緩解。例如，發展循環經濟被公認為是緩解資源短缺和生態惡化問題的經濟活動模式之一，但在現有制度框架下，即便資源耗費較大或生態破壞較大的某些企業，也可以不去發展循環經濟。而地區差距、貧富差距、資本市場對于社會財富的再分配中的不合理、以及某些公共決策的非科學，則更需要我們在相關制度上有所創新。特別是，某些制度創新還有賴于上一層次的制度創新。故鑒于此，我們說，“制度創新重于技術創新”。

中國現階段亟待推動哪些領域的制度創新？

無疑，在商品市場上，需要盡快完善“問題產品”的招回制度，完善產品涉及千家萬戶的壟斷企業產品的定價制度和偏袒商家的價格審議制度；在資本市場上，需要盡快金融創新產品的監管制度，完善外資在華并購準入制度；在公共項目決策上，需要盡快完善重大工程的經濟安全影響評估制度，……我們需要通過制度創新盡快完善的管理制度確實不少。

值得關注的是，制度創新固然是重要的，但切實執行既有制度也是不可輕視的。因為即便有十分完善的制度安排，但我們如果不去切實執行它，再為完善的制度體系也不會產生預期的效果。吳敬璉教授是我敬重的老一輩經濟學家之一。他有清晰的學術邏輯與經濟思想，不人云亦云，敢于堅持自己的觀點，敢于直面學術爭論，學術研究總是服務于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他是真正的學者。談到中國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吳先生有句名言“制度重于技術”。這是千真萬確的。這里，我將他的話“篡改”了，但沒有改變老先生那句話的本意，即在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制度創新重于技術創新”。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獲得了巨大發展，這其中既有生產要素（資本、勞動、技術等）的貢獻，又有創新的貢獻。林易夫教授前些年討論中國農業發展問題時，就持有這種觀點。中國發展到今天，更需要創新。而在制度創新與技術創新二者之中，制度創新比技術創新更為重要一些。

為什么？

中國現在面對著幾大難題，一是經濟社會發展受制于資源短缺和生態惡化；二是經濟發展受制于較多難解的社會矛盾，諸如地區差距、貧富差距、資本市場對于社會財富再分配中的不合理、以及某些公共決策的非科學。這些難題固然能夠通過技術創新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但這些問題的直接緩解和技術創新的活躍都依賴于制度上的創新。

不難發現，如果沒有資源管理和生態管理進一步的制度創新，在現有管理框架下，資源短缺和生態惡化問題就不可能根本緩解。例如，發展循環經濟被公認為是緩解資源短缺和生態惡化問題的經濟活動模式之一，但在現有制度框架下，即便資源耗費較大或生態破壞較大的某些企業，也可以不去發展循環經濟。而地區差距、貧富差距、資本市場對于社會財富的再分配中的不合理、以及某些公共決策的非科學，則更需要我們在相關制度上有所創新。特別是，某些制度創新還有賴于上一層次的制度創新。故鑒于此，我們說，“制度創新重于技術創新”。

中國現階段亟待推動哪些領域的制度創新？無疑，在商品市場上，需要盡快完善“問題產品”的招回制度，完善產品涉及千家萬戶的壟斷企業產品的定價制度和偏袒商家的價格審議制度；在資本市場上，需要盡快金融創新產品的監管制度，完善外資在華并購準入制度；在公共項目決策上，需要盡快完善重大工程的經濟安全影響評估制度，……我們需要通過制度創新盡快完善的管理制度確實不少。

值得關注的是，制度創新固然是重要的，但切實執行既有制度也是不可輕視的。因為即便有十分完善的制度安排，但我們如果不去切實執行它，再為完善的制度體系也不會產生預期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