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倡導，金融研究需要在特色、氣魄、創新上下功夫；他主張，要把科研成果化為智力，豐富教學內容，科研為教學服務
■徐培文 呂暉蓉
曾康霖是四川人，生于此，長于此，工作于此。他１９６０年從四川財經學院畢業后留校任教至今，已經在大學講壇上辛勤耕耘了半個多世紀。
基于曾康霖在金融學科建設中的貢獻，劉鴻儒金融教育基金會，通過同行專家的廣泛評審，授予其２０１３年度金融學科終身成就獎。
曾康霖執著于金融學科建設，是我國改革開放后金融學科建設的積極推動者。
遵循學科發展的邏輯，著力于金融基礎理論的系統研究
曾康霖從１９８７年就開始組織并動手撰寫“金融理論系列專著”。從１９８７年到１９９７年十一年間已出版系列專著８部，即《貨幣論》、《貨幣流通論》、《資金論》、《信用論》、《利息論》、《銀行論》、《銀行資產負債管理論》、《投資基金論》，其中前五部獲得省部級獎。
２００４年，《曾康霖著作集》在中國經濟出版社出版。這套著作記錄了曾康霖幾十年來的學術思考及學術生涯。該著作集共１２本，九本專著和三本論文集，是曾康霖對經濟改革熱切關懷的集粹。這１２本專著的排序是：金融理論問題探索、資產階級古典學派貨幣銀行學、貨幣論、貨幣流通論、資金論、信用論、銀行論、利息論等。作者以前人的研究成果為基礎，密切聯系中國實際展開系統研究。這些著作也反映了作者研究的層次和思維邏輯。
注重密切聯系實際，著力前沿和熱點問題的研究
曾康霖對學科前沿有著自己獨到的見解。他認為，學科前沿應該代表這個學科發展的方向，體現這個學科與其他學科的融合，它必須是當代社會經濟中存在的、要急于作出回答的熱點問題，而且還應該就這些問題提出了有價值的先知先覺的理論，因此，這些問題和理論應該具有前瞻性。
早在１９８０年１０月，曾康霖就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提出“現行財政銀行體制需要改革”。文章指出把銀行稱為“三大中心”，不能確切地說明銀行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不能深入揭示銀行在社會再生產過程中的作用。文章強調銀行是國民經濟的“神經中樞”，是國民經濟的一個綜合部門，要發揮出銀行對整個社會經濟生活的調節作用。這篇文章當時引起了政府有關部門和業界的高度關注并引起了爭論。實踐證明，曾康霖的見解是正確的，我國財政銀行體制逐步進行了改革，取得了成效。
曾康霖不僅密切聯系實際關注前沿和熱點問題的研究，還深入探索金融學與經濟學的基本關系。金融與經濟之間的關系、金融學與經濟學之間的關系是確立金融學科自身定位的基本依據，如《略論經濟學研究中的幾次革命》、《漫談經濟學研究》，對經濟學的基本問題，如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等進行了有價值的討論。這些方面的學術研究既具有基礎性，又具有超前性，也是金融學研究的前沿理論問題。
展望發展趨勢，著力交叉學科的研究
曾康霖洞悉當代經濟學發展的新趨勢，提出經濟學研究早已經突破了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等再生產過程四個環節而廣泛地涉獵于其他領域的論斷。他將當代經濟學研究領域以其演進的進程分為四個方面，即研究資源配置、研究交換關系、研究人的行為和研究制度環境等。在金融與經濟的關系上，他認為兩者并不只是決定與被決定的“雙向關系”，而且有“輻射、折射”等多層次關系，金融對經濟既能發生正面效應，也能發生負面效應。在金融學與經濟學關系上，他在一篇論文中將兩者關系總結為四種組合進行了全面的分析：金融學是經濟學的分支；金融學從經濟學中分離出來，呈現并駕齊驅的趨勢；金融學與經濟學混為一體；金融學與經濟學和其他學科相互交叉。他敏銳地提出，不僅存在經濟全球化、金融一體化的趨勢，而且不可忽視經濟金融化的趨勢。他強調當代金融運行有了新的特征和趨勢，金融正在主導著社會經濟運行和人類經濟行為，金融的地位和作用空前增強，這些深刻變化有可能使金融學與經濟學產生分離且呈并駕齊驅之勢。
如果說金融學與經濟學有分離的趨勢，那么兩者的研究對象必然會有所區別。曾康霖認為，金融學研究的不是物質資源的配置，而是金融資源的配置；金融資源配置會形成人們手中的金融資產，金融資產作為一種權利總是存在于債權債務關系之中；金融資產作為商品能夠在市場上交換，這種交換不僅屬于一個特殊的領域，而且還有特殊的規律、交換方式和操作規則。因此，可以說，金融學是研究金融商品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的社會科學，其著力點在于由此發生的以貨幣形式表現的債權債務關系，由此金融學可以被認為是研究以貨幣形式表現的信用關系體系以及社會成員相互間的信用關系。
曾康霖研究興趣廣泛，除了基礎理論研究、熱點問題研究外，還致力于跨學科研究。他指出：在當代，金融學科建設要注重與其他學科的交叉融合。如與數理經濟學的交叉融合，與心理學、社會學的交叉融合，與法學的交叉融合，與消費經濟學的交叉融合等。
他認為，金融與數理經濟學的交叉融合，比較典型的代表作是１９５２年馬柯維茨發表的《證券投資組合》一文，這篇論文被視為現代金融的開端。但他強調，數理分析不僅需要數據，而且需要假定。馬柯維茨的資產組合選擇理論就是建立在若干假定的基礎上，例如預期財富最大化假定、均值方差假定、同質預期假定、價格接受者假定、零交易成本假定等。他的這些基本假定集中表明一個問題，即人的行為是完全理性的，人們完全可以在理性選擇的基礎上借助于數理分析進行決策，求得效用最大化。這些基本假定還告訴人們：如果假定的條件不具備、不充分或假定的條件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擾，則通過數理分析分散風險求得效用最大化是不可能的。所以，建立模型進行決策是把復雜的經濟過程理想化、簡單化，缺乏有效性和適應性。但不可否認，馬柯維茨把量化研究引入證券投資的預期收益和風險研究領域，對證券投資理論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因而他的“投資組合”理論和后來在這一理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由威廉·夏普提出的“資本資產定價模型”同獲諾貝爾經濟學獎。因此，他們的理論成為西方金融學領域中的主流。
在關注金融與心理學、社會學的交叉融合中，曾康霖在學習西方行為金融學的基礎上，聯系中國的實際，解讀了投資者的心理狀況。２００３年，在《解讀行為金融學》一文中，他指出“投資者并非都是理性的，主要原因是掌握和理解信息的差別性。但非理性投資者能繼續存在，原因是在某些情況下，非理性投資者能獲得比理性投資者更高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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