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脫歐”、特朗普大選獲勝、歐洲多國反歐盟情緒高漲……反建制主義似乎正在世界各地風起云涌。追根溯源，根本原因是我們這個世界正在經歷規模巨大的產業變革。而由之帶來的經濟結構調整引發廣泛社會震動，這也恰恰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

表面上看，從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到2009年希臘出現債務危機，再到歐盟一系列經濟治理改革措施，歐洲經濟從數據上看已開始緩慢恢復，雖然有些地方偶爾還有些余火，但基本保持穩定。然而經濟的基本穩定并未阻止反建制主義的興起。可以說，經濟增長與否并非社會動蕩的唯一原因。

　　結構性變化被長期忽略

更深層的原因是，歐洲經濟結構沒有適當的社會和政治改革相配合。新技術革命和地緣經濟變化是帶動歐洲產業結構調整的主要原因，背后的推動力：一是全球化，二是歐洲一體化。以歐洲一體化為例，2004年歐盟最大規模的一次擴張，一口氣接納10個國家，其中8個在中東歐，此后又將巴爾干半島北端兩大國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納入歐盟版圖。這些中東歐國家很快就成為老歐洲資源轉移的目的地，資本、技術、現代化管理等優質資源開始向更具有競爭力的東部轉移，資本開始遺棄競爭力低下的南部歐洲卻沒有予以補償。新技術的發展使得資源配置和重組的速度加快，相對落后或缺乏競爭力的產能被淘汰，加劇地緣經濟的變化。我們看到的僅僅是數據，有些產業衰落了，有些產業興起了，總體來講還是增長的，但對產業衰落行業和地區的民眾來說，他們感到的卻是滅頂之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希臘，如今幾乎沒有可被稱為現代工業的產業，稍微賺點錢的產業都轉移了。對此，民眾很自然的第一反應就是一切都是歐盟造成的，反建制的情緒也就油然而生。

類似的現象每天都在全球很多地方發生。又比如在德國，很多人不明白，為什么政府要花費數倍的成本去維系一些夕陽產業(例如魯爾區的鋼鐵業)？因為即使是通過社會保險把這些產業工人都養起來也比繼續維系生產的花費節約很多。但設身處地想，當地工人如果沒工作，也就失去地位、尊嚴和希望，就會產生社會怨氣。這種怨氣也許不來自于生存危機，但卻是存在感危機。這是一種經濟理性主義無法解釋的憤懣，能對社會產生強烈的沖擊，只是它在很多國家還沒受到足夠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