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樹成：總的來看經濟增速過高會惡化經濟結構，這是我們常說的。增速太低也會惡化經濟結構。經濟增速過高難以持續，經濟增速太低也難以持續，因此要保持一定的適度的經濟增速。現在我們提出穩增長，保持適度的經濟增速，并非是說簡單的放松宏觀調控政策，也不是重返高增長，也不是再次回歸到GDP崇拜或者GDP的追求。而是在新的形勢下，向各級政府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就是要把穩增長與轉方式、調結構、控物價、抓改革、惠民生相結合，努力實現和諧發展的主線。經濟增長率既不能過高也不能太低，多少為宜呢？這個問題學術界大家共同關注和討論，也有不同的意見。這里我提出一個角度，經濟增長速度的高低多少為宜涉及到潛在經濟增長率的把握問題。有學者前一段正確指出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經濟以近兩位數增長，現在進入到潛在增長率下移的新階段。但是也有學者提出在2013年至2017年我國潛在增長率將由10%的高速降到6%、7%的中速，明顯下移一個大臺階。我個人認為，問題是潛在經濟增長的下移是突變過程，4個百分點忽然下來了，是突變過程還是漸進過程，這是需要討論的。國際經驗來看，不同國家因其地域大小不同、人口多少不同、資源稟賦不同，國內外環境不同等，潛在經濟增長率的下移表現為不同情況。第一種情況，有的國家表現為突變過程，潛在增長率下移比較明顯，二戰以來下移的比較明顯，比如日本。有的國家表現相對平穩的漸進過程，比如韓國。有的國家，潛在經濟增長率下移后，一定時期隨著科技發展等因素的推動，可能重新上移。比如美國20世紀90年代。每個時期潛在經濟增長率究竟是多少，很難給出精確的測算，可以測算，測算方法也很多，但是哪種很精確是很難把握的。宏觀調控的具體實踐中，往往成為了經驗的把握問題。在潛在經濟增長率下移的過程中，如果現實經濟增長率過快、過急的下落，有可能引起經濟和社會的振蕩。對潛在經濟增長率的下移，社會各方面(政府、企業、個人)都要有一個適應的過程。為避免帶來經濟和社會的振蕩，宏觀調控應力求使經濟增長率的下移成為一個漸進的過程。比如由高速，改革開放以來的30多年來的10%，先降到中高速8%以上或者10%以下。前一段也有人提出了次高速。然后再降到中速，經過一個中高速階段，然后再落到中速7%-9%。然后再落到中低速6%-8%，再落到低速5%以下，是有臺階的，不是高臺跳水。這樣最好是分階段的下移。現實經濟生活不是按照我們的主觀意志平穩的下臺階，但是我們可以盡可能的把握經濟增速的平穩下落。特別是我國是地域遼闊人口眾多的國家，國內需求的回旋余地比較大，工業化、城鎮化的縱深發展都有逐步推移的過程，我們有條件使潛在經濟增長率的下移平滑化。在潛在經濟率下移的過程中，就年度經濟增長率來說不一定要直線下落，也就是說并不一定是一年比一年低，年度間仍然有高低波動。
苗實：劉先生的主張，是學界的主流聲音，我基本贊同。也就是說，經過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長，這個高速不可能永遠這樣下去，遲早要回落，甚至已經到了增速換擋期。畢竟，這么長時間高速增長，累積的問題很多，需要下一個臺階去逐一解決。譬如，經濟體制的扭曲，增長模式的低效，分配關系的惡化，產業結構的畸形，等等。過去，在GDP主義的推動下，一切為了保八，騰不出空間，或者來不及去深化改革，落實突破“兩個根本性轉變”，進而理順分配關系，優化產業結構，使國民經濟運行在一個更高效率更高質量更加和諧的道路上。現在，一方面內外需不足，一方面勞動力和資源的價格上升，經濟增速回落既有其內在要求，又有其外部條件，更有天時地利人和。那么，在這種情況下，究竟增速如何降，降多少，需要多長時間，分幾個階段，等等問題，都需要深入細致的科學研究。當然，劉先生文中也說了，逐漸逐級，分階段，一個臺階接著一個臺階，慢慢下。而且，必要的時候，通過宏觀調控來幫襯一下。不然，一下子高臺跳水，容易出亂子。著名經濟學家白永秀教授指出，根據我國經濟發展的實踐，結合國外經濟增長速度的經驗，我們把中國經濟發展速度概括為四種類型，改革初的超高速增長（GDP增長率≥9%）；目前的相對高速增長（ 6%≤GDP增長率＜9%）；經濟成熟期的正常增長（ 3%≤GDP增長率＜6% ）；經濟成熟期的低速增長（1≤GDP增長率＜ 3%）。可以說，白教授的研究與劉先生的見解大體吻合，是一個值得參考的分析。老子有言，天下難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細。至于我們長期累積的棘手問題，需要從細處易處著眼，逐漸分化瓦解，對癥下藥，抓緊解決。
張卓元：根據世界銀行對許多國家經濟發展史的研究，一個國家在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以后，如果繼續延續粗放擴張，追求經濟增速，不更新發展思路和戰略，不協調好經濟增長和保護自然環境關系，不改善居民的收入分配結構，讓老百姓分享發展的成果，就容易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無法跨進高收入國家行列。中國從2003年就提出要科學發展，又提出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這些都是避開中等收入陷阱的正確選擇。要實現科學發展，切實推進轉方式、調結構就必須放棄唯增長主義，適當放緩經濟增長增速，主要精力用在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上，做到經濟轉型，產業升級，人人共享改革發展成果。 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要促進經濟增長由出口拉動投資拉動向消費、出口協調拉動轉變，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力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真正做到這三個轉變就要告別兩位數的增長，逐步進入次高增速或者中高增速的新階段。中國經濟回調是同經濟轉型結合在一塊兒的，是為經濟轉型創造比較良好的環境。當前中國經濟轉型有兩個目標，一個是要克服國民經濟比例失調，一個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從主要依靠物質資源投入轉變為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力素質提高和管理創新。這兩個目標是相互促進的，克服重大經濟比例失調包括基本收入差距擴大是轉方式的必要前提。轉方式能夠有力促進經濟實現再平衡。我們要為這兩者之間做到良性互動而不懈努力。
苗實：世行的研究很好，對我國有一定的指導意義。也就是說，首先要把“兩個根本性轉變”落到實處，讓新體制釋放經濟活力，讓新發展模式誘發經濟增長點。其次，改善分配結構，讓基尼系數逐漸回歸到正常區間，進而讓廣大民眾共享發展成果。最后，要保護好環境，提倡生態文明，讓污染的危害不斷降低。接著，張先生進行了具體分析講解。其中，有兩句話至關重要。第一句，要實現科學發展，切實推進轉方式、調結構就必須放棄唯增長主義，適當放緩經濟增長增速，主要精力用在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上，做到經濟轉型，產業升級，人人共享改革發展成果。什么意思呢？就是放棄唯增長，進入適度增長，然后抓經濟轉型抓產業升級，進而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第二句，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要促進經濟增長由出口拉動投資拉動向消費、出口協調拉動轉變，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力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真正做到這三個轉變就要告別兩位數的增長，逐步進入次高增速或者中高增速的新階段。中國經濟回調是同經濟轉型結合在一塊兒的，是為經濟轉型創造比較良好的環境。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實現經濟增長上的三個轉變，就要增速換擋，由高速舊階段轉入中高速新階段。說白了，這個轉入與經濟轉型密切相關，是為經濟轉型順利進行創造一個有利條件。
林毅夫：2010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速一直下滑。持續這么長時間的經濟增速下滑是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一次。如果經濟增長速度繼續下滑，企業盈利狀況惡化，不排除出現斷崖式的失業激增和局部性金融風險的可能。對于經濟增速下滑，學界主要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經濟增速下滑是我們自己的體制、機制、結構性問題造成的，因此是必然的、內生的，不應該去干預。另一種觀點認為，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轉型中國家，肯定有體制、機制、結構性問題，但自2010年以來經濟增速的持續下滑的原因主要是外部性、周期性的。我比較贊同后一種觀點，因為體制、機制、結構性問題在改革開放這30多年都存在，不會在近幾年突然表現出來，而且，其他國家包括東亞的高收入經濟體近幾年的經濟表現不僅和我國一樣，還更嚴重，所以，只能是外部性和周期性因素是主要原因，因此，政府就有穩增長的責任。因為美國、歐洲、日本都還沒從2008年的危機中徹底恢復，我們不太可能像過去那樣每年出口10%以上，穩增長只能靠增加內需。內需包括投資和消費。首先，中國有許多好的投資機會，即使有不少產業產能過剩，作為中等發達國家，產業升級的空間還非常大；基礎設施的欠賬還很多，過去的基礎設施就是連接一個城市與另一個城市，實際上城市內部的基礎設施包括地下鐵路和管網都需要投資；另外，環保，城市化也都需要投資。在面臨經濟下行時，有許多好的投資機會，這是中國和發達國家最大的不同的地方。另一方面，中國擁有豐富的投資資源，政府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只有不到50%，其他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普遍超過100%，我國用積極的財政政策支持發展的空間很大；民間的儲蓄率在50%左右，屬于全世界最高；外匯儲備3.8萬億美元，也是全世界最多的。在這一點上中國跟其他發展中國家不一樣，他們雖然也有好的投資機會，但缺乏投資的條件。同時，我國貨幣政策的空間也很大。經過今年兩次降準，準備金率仍然高達18.5%，貸款利率還在6%以上。所以，政府在今年的工作報告中指出我國的回旋的余地大，穩增長可用的措施多，把這些政策空間充分利用以后，中國就有能力靠投資來啟動經濟。投資能夠創造需求，創造增長，創造就業。就業增加以后，收入和消費信心也會提升。所以，我國完全有條件保持7%左右的增長，把這些條件用好，實際的增長率可以在7%以上。
苗實：林毅夫先生講了，對于經濟增速下滑，學界主要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經濟增速下滑是我們自己的體制、機制、結構性問題造成的，因此是必然的、內生的，不應該去干預。另一種觀點認為，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轉型中國家，肯定有體制、機制、結構性問題，但自2010年以來經濟增速的持續下滑的原因主要是外部性、周期性的。我比較贊同后一種觀點，因為體制、機制、結構性問題在改革開放這30多年都存在，不會在近幾年突然表現出來，而且，其他國家包括東亞的高收入經濟體近幾年的經濟表現不僅和我國一樣，還更嚴重，所以，只能是外部性和周期性因素是主要原因，因此，政府就有穩增長的責任。我苗實認為，經濟增速持續下滑，說不應該去干預，不是學界的主流聲音。大家的普遍看法是，放棄唯增長主義，進入適度增長，以騰出空間，然后通過深化改革，抓緊解決高速增長階段累積下來的體制問題，機制問題，以及結構性問題，進而釋放經濟活力，使國民經濟進入更高效率更高質量更加和諧的良性發展狀態。為什么說是適度增長？就是經濟增速下降過快的話，政府就應該出手穩增長。也就是說，放棄唯增長主義，不是走向另一個極端，不要增長，而是進入適度增長。至于本次增速持續下滑，如果認定只是體制機制結構性問題，或認定只是外部性周期性因素，都有思維簡單化之嫌。更進一步講，本次增速持續下滑，本質上是體制機制結構性問題與外部性周期性因素的疊加，一個是內在的障礙，與一個是外在的障礙，它們共同作用，造成經濟發展出現當下的困境，即經濟增速持續下滑，形勢相當嚴峻。所以，一方面要深化改革，消除內在障礙，為經濟增長回穩提供源頭活水；另一方面，發揮宏觀調控的積極作用，填補外在的缺口，為經濟增長回穩提供寬松環境。需要強調的是，穩增長，我國與其他國家不同，除了有宏觀調控這一常規武器，還有深化改革這一靈丹妙藥。至于深化改革，各個層面的經濟學家提出的成熟方案已經很多，關鍵要看決策層的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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