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9月25日~28日，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全會審議并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建議提出，“九五”時期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主要奮斗目標是，全面完成現代化建設的第二步戰略部署，２０００年在我國人口將比１９８０年增長3億左右的情況下，實現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比１９８０年翻兩番；基本消除貧困現象，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加快現代企業制度建設，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２０１０年的主要奮斗目標是，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２０００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富裕，形成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全會強調，實現“九五”計劃和15年遠景目標，關鍵是實行兩個具有全局意義的根本性轉變，一是經濟體制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二是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在我苗實看來，兩個根本性轉變既觸及了改革的靈魂，又明確了改革的方向，更內含了改革的方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學習借鑒發達國家的現代市場經濟，是改革開放以來一以貫之的大政方針。可以說，從三個有利于的標準來衡量，成績是喜人的。但是，著眼未來，我國目前的市場經濟與現代市場經濟還存在相當大的差距。無論從效率出發，還是從公平出發，當下初步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仍然很不完善，處于帶病運轉的畸形狀態。所以，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任務相當艱巨，既不能走回頭路，也不能固步自封，更不能驕傲自滿，力爭把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落到實處，真正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更進一步講，目前的中國經濟新常態格局的形成，就是兩個根本性轉變在新的發展階段的進一步有力延伸和重大突破，目的是在兩個根本性轉變提出二十年并已有巨大成果的基礎上，針對出現的新趨勢和新問題，把兩個根本性轉變的構想繼續付諸實踐推向又一個新的高峰。
北京市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撰文指出，30年的改革開放，使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改革成功的主要原因有，以解放思想為先導，經濟體制的破舊立新和徹底轉型，對內改革和對外開放相結合，選擇適合中國國情的改革路子，保持改革發展穩定的良性循環，重視經驗總結和理論指導，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上述七條，是中國改革成功的基本原因。改革作為社會主義基本矛盾運動的內在要求和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關系社會主義的興衰成敗和生死存亡。聯系社會主義各國的情況，不改革死路一條；改革如果舉措不當，路子不對，迷失方向，就會變成改向；只有既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又選擇適合本國國情的改革路子，改革才能取得成功。對于經濟體制的破舊立新和徹底轉型，進行了如下深入分析。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和同時代的幾乎所有社會主義者，都把商品經濟和私有制聯系在一起，認為未來社會在全社會占有生產資料的基礎上社會實行的是產品經濟，商品和貨幣將從社會上消失。這個理論觀點，對社會主義國家有著長期的影響，各國普遍實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而且只有指令性計劃，沒有指導性計劃，經濟缺乏彈性和活力。后來實踐迫使我們不得不反思的是，為什么社會主義國家實行計劃經濟，普遍發展不快和弊端很多？為什么二戰后實行現代市場經濟的西方國家，普遍經濟發展較快而且具有活力？為什么在西方和東歐一些國家的學者中提出了“市場社會主義”？在我國，對這個問題認識最早和最透徹的當屬鄧小平。他從1979年開始就多次提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他認為市場和市場經濟不帶有社會制度的屬性，計劃和市場都是方法，是中性的，“它為社會主義服務，就是社會主義的；它為資本主義服務，就是資本主義的”。通過他的一系列論述，人們已不再把商品經濟和市場看成是資本主義的專利品和社會主義的異已物。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區別，不是前者排斥市場，后者排斥計劃，而在于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的是計劃還是市場。我國從傳統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是一個根本變革，是經濟體制的破舊立新和徹底轉型。我國所創建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把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和市場經濟結合起來，既發揮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又充分體現了市場經濟的活力，它在資源配置中的靈活性和有效性，極大地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偉大創舉，是我國改革開放30年創造一個又一個奇跡的最根本原因。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也必然要求政治體制、文化體制進行改革，以鞏固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總起來說，我國的改革是以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的全面改革。
林毅夫先生近期在《中國經濟奇跡有沒有一般意義？》一文中講，談到中國改革開放36年取得的成績，為什么我們轉型過程中發展這么好，其他國家為什么那么差。以及我們現在的問題怎么來解決。中國發展和改革有沒有一般意義？我覺得這個問題的回答是非常肯定的。為什么呢？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大部分的發展中國家地區是西方列強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紛紛擺脫殖民統治，取得政治獨立，開始推行自己國家的經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全世界共有200多個發展中經濟體。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只有兩個經濟體從低收入進入到中等收入，然后從中等收入進入到高收入，一個是我們的臺灣，一個是韓國。當然到2020年的時候，很可能我們會是第三個。只有13個經濟體從中等收入進入到高收入，一個是日本，加上亞洲四小龍，另外還有西歐國家的8個國家。這說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這些國家跟中國一樣，它們的老百姓都是希望實現自己國家的現代化，但是絕大多數一直現在是低收入群體，或者是中等收入群體，跟發達國家的收入差距基本沒變。現在全世界85%的人口還是發展中國家，他們有沒有可能像中國一樣在過去36年那種高速增長。如果像我前面理論分析，那任何一個發展中國家應該都有可能像中國這些維持20年、30年甚至更長時間高速的增長，但是是有前提的。這個前提首先必須按照這個國家的比較優勢來發展，那產業才會有競爭力。其次是充分利用跟發達國家的產業差距的后發優勢，來降低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成本，如果是這樣的話他的經濟就會快速增長，就會不斷的縮小跟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甚至趕上發達國家。當然，任何發展中國家一定原來有很多政府的錯誤，干預市場所形成的各種扭曲。那么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改革經驗，也提供了很多參考和借鑒的價值。因為當你有很多扭曲的情況下，你必然形成了沒有自生能力的產業，給他保護補貼是他生存的必要。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漸進雙軌制也提供了參考。也就是在轉型過程中，要知道你要建立有效的市場。但是政府還是必須發揮紐帶的作用，維持政治經濟的穩定，并且給比較符合優勢的產業的進步，對他的發展提供必要的幫助。如果能這樣的話，那任何發展中國家他都應該有像中國那樣高速的增長，縮小跟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這在我《解讀中國經濟學》這本書里面進行了探討。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的一般意義，是在另外一本書《新結構經濟學》里面進行的探討。總的來講中國人的崛起，我們不僅需要自己富強起來，保護自己。我們也希望世界上其他發展中國家也能夠像中國那樣的高速發展起來，或者跟我們一樣的，越來越成熟。實現了習近平總書記在前年的博鰲論壇上面講的，一花獨放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我們希望從中國改革開放前后的經驗的分析，提出了一個不僅能夠幫助我們更好的發展的格局，也能夠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實現他們現在的想要的國家富強。
我苗實認為，中國改革開放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有兩個層面和兩個戰略在快速發展過程中生根發芽開花結果，值得一提。兩個層面是什么？即一般層面和具體層面，一般層面就是兩個根本性轉變，具體層面就是產權清晰，價格放開和宏觀管理。那么，兩個戰略是什么？即一是漸進戰略，二是混合戰略。對于兩個根本性轉變，前文已有分析，不再贅述。產權清晰，就是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國企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前者是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后者走的是政企分開的路子；價格放開，就是商品的價格交給市場，讓供求決定；宏觀管理，就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落實，還有初級的法治秩序的確立。可以說，產權清晰和價格放開，就是引進市場機制的兩大關鍵點，而且，這兩個口子一開，計劃經濟土崩瓦解，市場活了，激勵也到位了，體制外大量的生產者出現了，廣大群眾的消費隨之也起來了。與此同時，專業化和分工的網絡也越來越細化，越來越發達了。當然，有了市場，只是第一步。那么，第二步是什么呢？就是宏觀管理。畢竟，市場有扭曲，市場有失靈，市場有波動。另外，兩個戰略同樣不可或缺。漸進戰略，就是先分解，根據先易后難，一步一步去完成，而不是一夜之間就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譬如，農村的利益格局比較容易松動，在改革初期就有了“一包就靈”。后來，面對國企虧損的窘態，實行了“抓大放小”。混合戰略，就是在存量不動的前提下，引入改革增量。譬如，土地問題上，就是名義上是集體所有，實質上是政府與農民共同所有，盡管力量有強弱之分。國企問題，就是名義上全民所有，實質上是政府與企業管理層所有。需要說明的是，這里的企業管理層就更寬泛一點，包括職工在內。試問，下一步改革怎么辦？本質上講，無論是產權清晰，價格放開，還是宏觀管理，都只走了一小半路，還有一大半路沒有走完。譬如，土地和國企的產權究竟如何科學劃分，要素市場的價格問題究竟如何放開，以及宏觀管理的人治究竟如何向法治轉換，等等。也就是說，無論從效率出發，還是從公平出發，當下初步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仍然很不完善，一直處于帶病運轉的畸形狀態。大家極有可能已經明白，分析到這里，林毅夫先生所謂的一般意義就很難站得住腳了。也就是說，在這種“一直處于帶病運轉的畸形狀態”的情況下，林毅夫先生據此發展模式提煉出的所謂新理論，即新結構經濟學，就可想而知根本不可能具有指導其他發展中國家的一般意義。按照現代市場經濟的本質要求，當下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很不完善。而且，只有在未來改革中，對癥下藥，妙手回春，才能消除畸形狀態，回歸正常狀態，而這個過程可能需要十年，也可能需要三五十年。據我推測，林毅夫先生在“存在即合理”的思想支配下，肯定不會承認我苗實所提出的“中國經濟一直處于帶病運轉的畸形狀態”這一認定。更進一步講，帶病運轉與巨大成就并不矛盾。而且，如果藥到病除，取得的成就還會更巨大。對此，我苗實審慎樂觀，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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