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苗實批評林毅夫先生，不是為了貶低，甚至羞辱，實質上是為了更好地學習借鑒他，加深理解，消除誤解，產生正解，正如各種論壇批評我苗實的人一樣，其中不少人也是為了更好地學習借鑒我，加深理解，消除誤解，產生正解。如同林先生有優點和缺點一樣，我苗實身上也存在優點和缺點。而且，由于我們同處在敏感地帶，優缺點還被無限放大。更進一步講，林先生與我苗實雖然同是經濟研究人士，渴望國家富強社會進步人民幸福，但是，無論是成長經歷，教育背景，社會閱歷，所處環境，擔當角色，還是知識結構，都是有相當大的不同。成長經歷，林先生在臺灣大陸美國都生活過，而我苗實只是在陜西老家包括周圍打轉轉；教育背景，林先生在國內外上過多所名牌大學，而我苗實只是在國內上過普通大學；社會閱歷，林先生在國研中心，北大，政協和世行擔任要職，而我苗實只是平頭老百姓，長期閉門讀書；所處環境，林先生居京城之高而臨下，而我苗實只是偏安于西北一隅；擔當角色，林先生是大學教授兼政府智囊，而我苗實只是于書海中遨游的讀書人；知識結構，林先生中西合璧，爐火純青，而我苗實只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其實，更為重要的不同是，林先生是唯政府馬首是瞻的經濟學家，而我苗實是為民請命的獨立經濟學家。也就是說，林先生自始至終是官腔，我苗實自始至終是民調。甚至可以說，我們雖然在經濟研究上屬于師生關系，但是在學術觀點上更多時候卻是對立關系。所以說，我們的關系錯綜復雜，既是朋友，又是對手。
接下來，對林張之爭的一孔之見，是2014年8月14日我苗實提供給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李澤民先生的（注：當時據李先生在新浪微博上私信對我苗實講，最近我們要做一組報道，想聽聽學界對他們觀點的評議。），現公開在這里：1.林毅夫，雙向邏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成就新結構經濟學；張維迎，單向邏輯，西學為體西學為用，捍衛中國市場經濟。所以，我雖然可以站在林毅夫的角度理解林毅夫，但是鑒于中國經濟的具體困境，我更樂意站在張維迎的角度批評林毅夫。 2.中學為體中學為用，已屬舊；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是過渡；西學為體西學為用，方為新。1830年以前，是舊時代；1830到2012年，是過渡階段；2012年以后，是新時代。從這個角度講，林毅夫已經落伍，被新時代所淘汰，而張維迎適應了新時代，終將引領新時代。所以，我強烈呼吁全中國年輕人，要遠離林，擁抱張。要知道，林毅夫把改革開放前三十年這個過渡階段的發展經驗提煉為新結構經濟學，目的是固化并延續這個過渡階段。可以說，他反動就反動在這里。畢竟，中國經濟要轉型升級，就必須趕快結束或拋棄過渡階段，迎接新時代的到來。只有如此，才能擺正市場和政府的關系，市場的歸市場，政府的歸政府，真正開啟有效市場與有限政府之最佳搭檔的新時代。3.據我苗實考察，林毅夫先生是經濟學界的大反派。當經濟學界在國企改革上取得產權清晰的共識時，他跳出來說要為國企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當經濟學界普遍認識到政府退出市場的迫切性時，他則為政府干預提供貌似強大的理論支撐；當經濟學界對中國經濟持續增長表示深度擔憂的時候，他放出了中國經濟還能保持8%增長二十年的大衛星。
大家都知道，一代經濟學通才薩繆爾森的《經濟學》教科書風靡全世界，包括改革開放后的中國。至于為什么會風靡改革開放后的中國，我苗實認為除了中國正在進行的市場化改革有這個內在的巨大需求外，還有一個相當重要的原因是，薩繆爾森《經濟學》的基本框架是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有機結合，恰恰符合中國人千百年來的思想傳統——中庸之道。也就是說，在中國的具體情景，尤其是特殊的政治經濟格局之下，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相結合的這種混合經濟形態，讓既有改革愿望又有踐行漸進戰略的決策層能夠轉過彎，然后予以接納，并有力推動改革開放不斷前進和深入。更進一步講，薩繆爾森之混合經濟有一定的合理性。即就是他的這個有為政府，也是嚴格限制在宏觀經濟學的范疇之內。所以說，我苗實在思想上勉強是認可薩繆爾森的。雖說，林毅夫之新結構經濟學，也是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結合，但是他的那個有為政府已經延伸到微觀經濟，譬如政府引導助推企業進行產業升級，而這分明是干預企業扭曲市場的破壞行為，是我苗實堅決不能接受的，也正是我苗實不斷寫文章進行批評的原因所在。還有，我苗實通過長期研究和深入觀察，領悟到：現代經濟學是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和文明結晶，是中國改革開放有力開啟乃至深入推進的強大思想武器，過去也罷現在也罷未來也罷不可或缺。而且，這已經被過去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實踐所證明，也必將在未來的繁榮發展中得以證明。畢竟，市場化改革，甚至民主法治，一來是順應民心，二來是歷史大勢，三來是世界潮流。即便堅持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理論自信，也萬萬不能沒有開放性，包容性和發展性，夜郎自大，閉關鎖國，不可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但是，林毅夫卻認為，構建或學習理論是為了認識世界、改造世界。不容諱言的事實是，現代的主流理論基本上都是由生活在發達國家的學者根據他們所觀察到的發達國家的現象和經驗構建的。但是，我從1987年回國后的切身體驗以及對西方主流理論演進史的學習，讓我認識到發達國家其實并不存在一本“放諸四海而皆準，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的真經。為什么呢？一個顯而易見的理由是，理論的適用性決定于前提條件的相似性，發展中國家由于條件和發達國家有差異，即使在發達國家適用的理論在發展中國家也不見得適用。更何況發達國家盛行的理論就像時尚一樣，不斷被新的理論所揚棄，也就是發達國家的理論即使在發達國家也不見得是適用。倘若發展中國家的政府、企業或個人根據發達國家盛行的理論來做決策，經常會有“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遺憾。這個認識讓我幡然醒悟，為何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的200多個發展中國家為了追趕發達國家也和中國一樣都做了許許多多艱苦卓絕的努力，但是尚無根據發達國家的主流理論制定政策而取得經濟發展成功的例子，少數幾個成功的發展中經濟體的政策在推行時從當時的主流理論來看則是錯誤的。他補充道，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取得了人類經濟史上不曾有過的奇跡。相對于蘇聯、東歐的轉型導致經濟崩潰、停滯、危機不斷，我們的成績說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所走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正確的，道路靠制度來保證，我們的制度和當前的國情和發展階段是相適應的。但是，國內有一些人忽視了上述成績，只看到我國和發達國家的差距，以及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轉型中國家必然存在的各種體制、機制問題，對我國的道路和制度缺乏信心。在巨大成績面前出現上述認識上的偏差，究其原因在于缺乏理論自信。
最后，是2010年10月15日姚樹潔先生在《林毅夫和張維迎的異同》一文中對林張的評點：1.張維迎把博弈論推廣到中國，自己卻被中國的政治體制和他的眾多對手徹底博下了落鳳坡。他的經歷證明，在中國，要同時當好一名經濟學家和政治家是件超越普通人類的事情。張維迎做為經濟學家應該是出類拔萃的，也是難得的。做為政治家，他是徹底失敗的。他并不能適應于爾虞我詐的中國官場。在當光華管理學院院長的4年里，他遭受各種無情的打擊和誹謗，才50歲不到，滿頭皆白。與張維迎不同，林毅夫平靜為人。在學術上他磨刀礪劍，用精湛的學術成果贏得中外同行和政界的推崇和尊敬。政治上，他采用‘無為而治’的策略。在中國，除了守住他的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山頭，把它做大做強，他從來不愿意進入中國的官場。應該說，林毅夫的這種大智慧才使他終于修成正果，在中外經濟學界創造了人人皆知的佳話。2.林毅夫的最大優勢就是他在年輕的時候就開始在世界頂級的經濟學雜志，如《美洲經濟評論》，《政治經濟學》，《經濟發展和文化變遷》等雜志發表非常有影響力的論文，率先把中國的經濟改革經驗傳播到西方。林的文風和中國許多留美的經濟學者的最大不同就是他經常把理論和經濟政策聯系起來，使他的文章不僅在理論上有較大的貢獻，在經濟政策上也有很直接有效的意義。大多數中國留洋的經濟學者擅長數學和計量方法，而他們的論文多半沒有太多實際應用價值。正因如此，林毅夫在‘主流’經濟學雜志的文章數量上可能比不過以錢穎一為代表的‘數量派’經濟學家，但他對中國的經濟改革卻具有其他經濟學家無法比擬的貢獻和影響力。張維迎在國外‘主流’經濟學雜志的文章并不多，這是他比不過林毅夫，甚至是其他海派學者的地方。但是，張維迎的很多文章對中國的經濟改革非常有現實的意義，他也為西方經濟學推廣到中國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應該說，他的貢獻比許多經濟學家大得多，對中國政策的影響也顯而易見，這是鄒恒甫，錢穎一等‘數量派’學者所不及的地方。3.與海聞和劉偉相比，張維迎更不適合在中國從政。像張維迎這種人的還有原西安交通大學管理學院的李垣。他們是改革的倡導者，但是他們第一沒有后臺，第二太過率直，太過急躁，不具備中庸之道。他們在贏得許多崇拜者的同時，在為中國的教育改革和經濟改革做出杰出貢獻的同時，把許多人給得罪了。林毅夫不僅學術上超過張維迎，他同時學會了中國的中庸。他原來的手下，海聞當了北大的副校長，易綱當了央行的副行長，他自己一直是一個處級干部，也就是CCER的主任。如果沒有世界銀行行長看中了他，在北大，他的政治地位恐怕連張維迎都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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