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為：中國人經過長達一個半多世紀艱苦卓絕的奮斗，經過60多年的發奮圖強和改革開放，今天我們可以說，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重返世之巔的夢想離實現的距離，已不那么遙遠了，有人甚至說已經近在咫尺了，這就是我們所處的階段。但離成功越近，我們面臨的挑戰也就越復雜甚至尖銳，所以我們要進行統籌思考，總體布局，確保夢想一定成真，確保中國崛起不會被西方話語忽悠而功虧一簣。
習近平是一個政治定力強、有哲學觀、長于
戰略思考的領導人，他提出的“四個全面”確實是一個“宏大的
戰略布局”。“四個全面”的形成過程，最近《人民日報》的五篇評論有很好的概述，我不贅述了，我只想指出中國模式的一個特點，就是治理中國這樣的超大型國家，一定要有政治定力和
戰略布局，這種政治定力和
戰略布局包含了對世界大勢的判斷，對理想的追求，對中國國情和發展階段的把握，對自己面臨的機遇與挑戰的分析，對自己發展目標、前景和
戰略舉措的確定，“四個全面”體現了這一切。隨著中國的進一步崛起，越來越多的人，越來越多的國家會看到中國模式的這種優勢。
觀察者網：“四個全面”的具體內容包括：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以前小康社會、深化改革、依法治國、從嚴治黨這四條都有，這次是加了個“全面”，變成一個體系，多了兩個字，您覺得這跟以往有何不同？這四點之間有沒有什么內在邏輯？各自的側重點又是什么？如何將四個方面有機統一和協調起來？
張維為：“全面”這個概念很重要，“四者統一”也很重要。“全面”就是要考慮到事情的方方面面，比方說，“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它意味著中國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將橫跨各個領域、各個階層、各個地方，是一個全覆蓋的目標，所以這是一個激動人心、偉大而又艱巨的目標。四者有機地統一在一起，自然有自己內部的邏輯關系，我個人覺得這種邏輯關系很像當年提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邏輯關系，其實，“四個全面”的內容也是“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在新時代的進一步發展和深化。“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是1987年黨的十三大提出來的，指的是“以
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改革開放，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具體地說，就是通過堅持改革開放、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即“兩手都要硬”，來保證中國
經濟的迅速發展，確保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
今天我們已經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已經超額實現了鄧小平當年確定的許多目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這個新階段的目標，也是“以
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理念的進一步發展和深化。“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都是為了保證“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一目標的實現。同時，“全面深化改革”本身是“堅持改革開放”的進一步發展和深化，“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進一步發展和深化。四項基本原則中的關鍵一條是“堅持黨的領導”，“全面從嚴治黨”就是這條的進一步發展和深化，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各項事業中的領導地位意味著，把黨本身治理好了，中國的各項事業就容易興旺發達。“全面依法治國”首先強調“依憲治國”也體現了這一點，所以中國建設的法治與美國的法治很不一樣，美國的法治越來越演變成了律師治國，而律師自己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利益集團，這種法治結果就演變成了有錢人能雇傭更好的律師，從而造成了法治下的不公正。中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一定要避免美國陷阱，實現更大的公正，我認為中國今天探索的社會主義法治，是從中國實際出發進行的實實在在的探索，其意義將超出中國國界。
觀察者網：兩會之前，“四個全面”的關注度就很高，他與毛、鄧、三、科的連貫性在哪里？有輿論稱“中國共產黨要“告別‘三個代表’、迎來‘四個全面’”了（見中央政研室原副主任、政協法制委員會副主任施芝鴻文章。）您覺得，“四個全面”的提法和“三個代表”有什么相同之處和不同之處？兩者之間是什么關系？
張維為：“三個代表”是個好東西，為什么要告別？中國共產黨要代表“中國先進
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中國先進
文化的前進方向、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共與西方政黨區隔了開來，雖然大家都叫“黨”，但含義完全不一樣，中國共產黨是絕大多數人民利益的政黨，是“整體利益黨”，西方政黨是“部分利益黨”，從這個意義上看，“三個代表”是中國共產黨的立黨之本，是“四個全面”得以提出和執行的基礎所在。換言之，正因為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和整體利益，共產黨才有資格、有魄力提出和執行“四個全面”。這是一個“舍我其誰”、“天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政黨，唯有這樣的政黨才能提出并承擔起“四個全面”這樣的歷史擔當。西方“部分利益黨”不可能提出這樣的構想。
觀察者網：“四個全面”，在海外也引起很高的關注度。您了解的海外政治研究人士，對“四個全面”是怎么理解的？跟當年“中國夢”的提出比較起來，有點不一樣？
張維為：西方媒體的報道側重在“四個全面”是否就是對習近平思想的概括，就像“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是對江澤民和胡錦濤主要理論觀點的概括。但西方媒體的特點是先聲奪人，然后往往就按照自己的意識形態老套路進行曲解，接著就是對中國政局一個接一個的誤判，多少年過去了，都是這個套路，鮮有長進，上面提到的所謂“告別三個代表”的解讀也是這個套路。
至于西方學者對“四個全面”的解釋，特別是深度的解釋，我看到的還不多，可能還要等一等，因為這個概述提出的時間還不長。我個人認為把“四個全面”概括為“
戰略布局”是準確的。我們應該更多地抓住“四個全面”的內容。至于中國夢的提出，我想它是在中國社會日益多元化、各種觀點互相碰撞的的時候，提出中國人民的最大公約數，即一種能夠包含整個國家的、社會的、個人的各種理想愿景的總匯，而“四個全面”是實現偉大中國夢的
戰略布局和關鍵舉措。
觀察者網：2015年是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之年，您覺得這個“關鍵”體現在什么地方？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這兩年以來，國企改革、養老金并軌、財政預算制度、土地制度改革、人口政策、戶籍制度等領域有比較大的突破。您覺得在剩下的五年，還會有哪些領域的改革，可能會有巨大突破？
張維為：之所以說“關鍵”，我想我們的領導人有一種緊迫感，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習近平兩年做的事情，恐怕比奧巴馬上臺六年多做的事情還要多10倍，奧巴馬上臺也是談變革，結果變革了什么？一個醫改都很難推行。這既有奧巴馬個人能力比較弱的原因，也有美國政治體制的困境。我4年前與福山辯論時就說過，美國政治體制改革的迫切性不亞于中國，其實我看比中國還要迫切。與美國比也好，與歐洲比也好，大家都在談改革，但真正認真做的，幾乎只有中國。
三中全會提出的改革藍圖，涉及15個領域、330多項較大的改革舉措，包括
經濟、政治、
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各個方面。這些改革大都有時間表，多數都將在今后5年中進行，所以我個人認為也許沒必要猜測下一個突破是在哪個領域，因為五年時間本身也不長。中國模式的特點是從宏觀看，基本上是漸進主義，先試驗，然后成熟一個推廣一個，但一旦推廣起來，速度相當快，效率相當高。上海自貿區成立的時候，誰也沒想到改革試驗的成果，這么快就推向全國。我個人希望教育領域內的改革可以有新的突破，現在大學教育中，特別是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去中國化”走得太遠了，我們要通過改革來改變這一現狀，中
國學界不能再做西方思想和話語的“打工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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