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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者按：2015兩會前后，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四個全面”成了媒體熱點。在“深化改革的關鍵之年”提出這一戰略布局，無疑具有深遠意義。那么，“四個全面”是如何提出的，它和以往的“三個代表”是什么關系？正在召開的兩會，和西方議會制度相比有何優越性？在開往北京的高鐵上，復旦大學特聘教授、春秋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張維為教授回答了觀察者網的這些問題。】

復旦大學特聘教授、春秋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張維為教授一直致力于中國模式研究

觀察者網：習近平提出“四個全面”的戰略思想，是基于中國目前怎樣的國情？從習近平主政到如今提出“四個全面”，這個理論的形成有什么樣的過程，與中國目前的發展階段有什么樣的關聯？
張維為：中國人經過長達一個半多世紀艱苦卓絕的奮斗，經過60多年的發奮圖強和改革開放，今天我們可以說，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重返世之巔的夢想離實現的距離，已不那么遙遠了，有人甚至說已經近在咫尺了，這就是我們所處的階段。但離成功越近，我們面臨的挑戰也就越復雜甚至尖銳，所以我們要進行統籌思考，總體布局，確保夢想一定成真，確保中國崛起不會被西方話語忽悠而功虧一簣。
習近平是一個政治定力強、有哲學觀、長于戰略思考的領導人，他提出的“四個全面”確實是一個“宏大的戰略布局”。“四個全面”的形成過程，最近《人民日報》的五篇評論有很好的概述，我不贅述了，我只想指出中國模式的一個特點，就是治理中國這樣的超大型國家，一定要有政治定力和戰略布局，這種政治定力和戰略布局包含了對世界大勢的判斷，對理想的追求，對中國國情和發展階段的把握，對自己面臨的機遇與挑戰的分析，對自己發展目標、前景和戰略舉措的確定，“四個全面”體現了這一切。隨著中國的進一步崛起，越來越多的人，越來越多的國家會看到中國模式的這種優勢。
觀察者網：“四個全面”的具體內容包括：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以前小康社會、深化改革、依法治國、從嚴治黨這四條都有，這次是加了個“全面”，變成一個體系，多了兩個字，您覺得這跟以往有何不同？這四點之間有沒有什么內在邏輯？各自的側重點又是什么？如何將四個方面有機統一和協調起來？
張維為：“全面”這個概念很重要，“四者統一”也很重要。“全面”就是要考慮到事情的方方面面，比方說，“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它意味著中國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將橫跨各個領域、各個階層、各個地方，是一個全覆蓋的目標，所以這是一個激動人心、偉大而又艱巨的目標。四者有機地統一在一起，自然有自己內部的邏輯關系，我個人覺得這種邏輯關系很像當年提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邏輯關系，其實，“四個全面”的內容也是“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在新時代的進一步發展和深化。“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是1987年黨的十三大提出來的，指的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改革開放，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具體地說，就是通過堅持改革開放、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即“兩手都要硬”，來保證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確保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
今天我們已經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已經超額實現了鄧小平當年確定的許多目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這個新階段的目標，也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理念的進一步發展和深化。“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都是為了保證“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一目標的實現。同時，“全面深化改革”本身是“堅持改革開放”的進一步發展和深化，“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進一步發展和深化。四項基本原則中的關鍵一條是“堅持黨的領導”，“全面從嚴治黨”就是這條的進一步發展和深化，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各項事業中的領導地位意味著，把黨本身治理好了，中國的各項事業就容易興旺發達。“全面依法治國”首先強調“依憲治國”也體現了這一點，所以中國建設的法治與美國的法治很不一樣，美國的法治越來越演變成了律師治國，而律師自己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利益集團，這種法治結果就演變成了有錢人能雇傭更好的律師，從而造成了法治下的不公正。中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一定要避免美國陷阱，實現更大的公正，我認為中國今天探索的社會主義法治，是從中國實際出發進行的實實在在的探索，其意義將超出中國國界。
觀察者網：兩會之前，“四個全面”的關注度就很高，他與毛、鄧、三、科的連貫性在哪里？有輿論稱“中國共產黨要“告別‘三個代表’、迎來‘四個全面’”了（見中央政研室原副主任、政協法制委員會副主任施芝鴻文章。）您覺得，“四個全面”的提法和“三個代表”有什么相同之處和不同之處？兩者之間是什么關系？
張維為：“三個代表”是個好東西，為什么要告別？中國共產黨要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共與西方政黨區隔了開來，雖然大家都叫“黨”，但含義完全不一樣，中國共產黨是絕大多數人民利益的政黨，是“整體利益黨”，西方政黨是“部分利益黨”，從這個意義上看，“三個代表”是中國共產黨的立黨之本，是“四個全面”得以提出和執行的基礎所在。換言之，正因為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和整體利益，共產黨才有資格、有魄力提出和執行“四個全面”。這是一個“舍我其誰”、“天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政黨，唯有這樣的政黨才能提出并承擔起“四個全面”這樣的歷史擔當。西方“部分利益黨”不可能提出這樣的構想。
觀察者網：“四個全面”，在海外也引起很高的關注度。您了解的海外政治研究人士，對“四個全面”是怎么理解的？跟當年“中國夢”的提出比較起來，有點不一樣？
張維為：西方媒體的報道側重在“四個全面”是否就是對習近平思想的概括，就像“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是對江澤民和胡錦濤主要理論觀點的概括。但西方媒體的特點是先聲奪人，然后往往就按照自己的意識形態老套路進行曲解，接著就是對中國政局一個接一個的誤判，多少年過去了，都是這個套路，鮮有長進，上面提到的所謂“告別三個代表”的解讀也是這個套路。
至于西方學者對“四個全面”的解釋，特別是深度的解釋，我看到的還不多，可能還要等一等，因為這個概述提出的時間還不長。我個人認為把“四個全面”概括為“戰略布局”是準確的。我們應該更多地抓住“四個全面”的內容。至于中國夢的提出，我想它是在中國社會日益多元化、各種觀點互相碰撞的的時候，提出中國人民的最大公約數，即一種能夠包含整個國家的、社會的、個人的各種理想愿景的總匯，而“四個全面”是實現偉大中國夢的戰略布局和關鍵舉措。
觀察者網：2015年是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之年，您覺得這個“關鍵”體現在什么地方？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這兩年以來，國企改革、養老金并軌、財政預算制度、土地制度改革、人口政策、戶籍制度等領域有比較大的突破。您覺得在剩下的五年，還會有哪些領域的改革，可能會有巨大突破？
張維為：之所以說“關鍵”，我想我們的領導人有一種緊迫感，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習近平兩年做的事情，恐怕比奧巴馬上臺六年多做的事情還要多10倍，奧巴馬上臺也是談變革，結果變革了什么？一個醫改都很難推行。這既有奧巴馬個人能力比較弱的原因，也有美國政治體制的困境。我4年前與福山辯論時就說過，美國政治體制改革的迫切性不亞于中國，其實我看比中國還要迫切。與美國比也好，與歐洲比也好，大家都在談改革，但真正認真做的，幾乎只有中國。
三中全會提出的改革藍圖，涉及15個領域、330多項較大的改革舉措，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各個方面。這些改革大都有時間表，多數都將在今后5年中進行，所以我個人認為也許沒必要猜測下一個突破是在哪個領域，因為五年時間本身也不長。中國模式的特點是從宏觀看，基本上是漸進主義，先試驗，然后成熟一個推廣一個，但一旦推廣起來，速度相當快，效率相當高。上海自貿區成立的時候，誰也沒想到改革試驗的成果，這么快就推向全國。我個人希望教育領域內的改革可以有新的突破，現在大學教育中，特別是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去中國化”走得太遠了，我們要通過改革來改變這一現狀，中國學界不能再做西方思想和話語的“打工仔”了。
觀察者網：您曾提到，兩會是將“良政”帶入中國民主政治生活。其實每年兩會期間，關于兩會制度改革的討論也不少，有人尤其是一些媒體輿論會覺得兩會越來越娛樂化了，一些代表脫離群眾，也常常提一些很雷人的提案，對很多核心問題的解決無益。您如何評價每年的兩會？據您的觀察，兩會對我們的政治治理，以及解決問題的機制來說，起到什么樣的作用？
張維為：你提到的一些娛樂化現象，我看昨天習近平和部分政協委員座談時要求政協委員“提高能力素質、保持良好形象、增強委員意識，懂政協、會協商、善議政”，大概就是對你提到的這種現象的批評，對我們一些委員和代表是一種警訊，他們應該注意提高自身的素質了。但總體上，這些現象雖然存在，但不是中國“協商民主”的主流，在“四個全面”下，也不會成為主流，但在西方民主制度下，民主娛樂化的情況已經非常嚴重，在很多國家民主已經成了競爭表演和作秀，這也是西方總體走下坡的一個重要原因。
“良政”本質上體現的是“實質民主”，也就是民主所要實現的“目標”和“結果”。西方主流話語認為，民主就是“選舉”、“多黨制”這樣的“形式民主”，結果這種體制越來越僵化。中國人從“實質民主”出發探索“形式民主”結果道路越走越寬廣，兩會就是中國“協商民主”的很好體現。很高興你從解決問題的機制這個視角來看兩會，來討論民主，我可以舉一個我知道的例子。在制定和執行“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整個過程中，政協很多次的“專題協商”、有關地區政協的大量調研以及政協委員提出的大量建議和提案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還有個例子，在制定《物權法》的過程中，人大舉行了上百次座談會，審議了很多次，最后于2007年通過，這項法律牽涉到幾乎中國所有的家庭，現在看來是一個比較好的法律。
西方民主模式今天面臨的一個巨大的挑戰是“空談俱樂部”和過多的“否決點”，結果很難做事，很難解決問題。我最近看到一個報道，說臺灣1996年決定建一條從桃園機場到臺北市中心的“捷運”，才51公里，將近20年過去了還未建成，期間換了13個“交通部長”，臺灣政治中的“否決點”太多，民粹主義泛濫，表演和作秀成為常態，而在這期間，上海、北京都建了10來條地鐵，中國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高速公路網和高速鐵路網，帶來了中國今天方方面面的巨大進步。所以制度比較，孰優孰劣，豈不是一目了然嗎？
我們還可以比較一下中美兩國的民主，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協討論的事情就是老百姓真正關心的事情。在今天這個信息技術和大數據時代，要了解老百姓關心什么問題并不困難，中國通過大量調查研究，包括許多民調，來了解民眾最關心的問題，然后人大政協就討論這些問題，共商國策，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過去十年里，中國的人大密集討論過三農問題、義務教育問題、醫療改革問題、養老問題、環境問題等等，這都是民眾真正關心的問題，然后提出各種對策，這就叫實質民主，美國能做到嗎？都21世紀了，美國國會討論的議題大都還是通過利益集團和游說組織來設置的。中國這些年進步快，美國退步也快，與實質民主的質量有關。你可以看一看2013年皮尤中心所做的民調，85%的中國人對國家的發展方向表示滿意，美國是31%，英國是25%，我想它反映出來的就是實質民主質量上的差別。
一個好的民主體制一定要防止變成“空談俱樂部”，一定要防止變成少數既得利益者和既得集團的綁架，因為這將損害了大多數人的整體和長遠利益。一個好的民主制度不僅要防止壞人做壞事，還要能夠讓好人做好事、做大事。現在看來正是在這些方面，中國民主制度的表現，包括兩會制度的設計和表現，雖然還可以完善，但不害怕國際比較，這就是我講的政治制度的超越，當然我們還可以通過改革，克服不足，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