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產稅已經爭議了多年，在經過了多年的物業稅的模擬試點之后，可以看到非常明確的指導意見，就是加快房產稅立法，并適時推進改革。可以解讀為，全面推進房產稅改革的過程中，不是擴大房產稅試點范圍的問題，而是要立法先行，依法執行的問題。

   中國在再分配方面，直接稅的作用之弱恐怕全世界獨一無二。在新興經濟體中已經走到了領頭羊位置的中國，如果從政府的稅收方面來看，近70%是來自間接稅。在這方面，中國顯然是缺少現代化的稅制特征的。而現在所說的房產稅作為一種長效機制，可以使地方稅體系建設和地方政府職能合理結合。

   現在真實的中國城鎮化的水平是,戶籍人口的城鎮化率只有40%。國際經驗表明，走到70%的高位才會轉入低平發展階段，按照每年提一個百分比，也需30年。在這種情況下，房地產是國民經濟的支柱，但是這個支柱能不能健康地發揮作用，至關重要。房產稅有利于促進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有利于促進這個產業對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作用。反之，如果這個支柱建設不到位，就會不斷困擾我們，一會兒出現過熱，一會兒出現過冷，一會兒出現肆無忌憚的炒作，一會兒讓大家感覺到要崩盤。當然我們一向反對這種極端化的判斷，但是顯然在這方面我們缺乏長期穩定的制度框架。

   另外，房產稅對中國現在特別重視的共享發展、收入再分配有獨特的意義。作為直接稅，除了籌集政府收入，特別重要的是它會發揮按照支付能力原則在稅收上抽肥的作用。對有豪宅、有多套房的對象，可以讓其多做一些稅收貢獻，讓這些資金進國庫。而抽肥之后就能補瘦，政府可以扶助弱勢群體，加強保障房建設，促進社會福利，這也是一種共贏。這不是讓先富起來的人傷筋動骨，是適當讓渡。這樣，總體來說，中國的直接稅比重提高，就可以把間接稅的比重下降。宏觀稅負保持穩定的情況下，整體稅收痛苦就會減少。因為越來越多的收入是有支付能力的人在發展享受層面做了一種讓渡，而不是像過去經濟學分析的，大量的實際稅負落到了消費大眾身上，而消費大眾中的大多數是中低收入階層。這樣優化了稅負結構，降低整個社會的稅收痛苦，當然就是促進社會和諧。

   同時，房地產市場這幾年也進行了調整，在有大量的以三四線城市庫存房為主的情況下，房屋貸款融資方面，已經表現出了加杠桿。在整體要求去杠桿的導向之下，我們其實一直強調這是新供給經濟學的概念，只能是結構性的去杠桿。在房地產市場調整過程中，既然要去庫存，就應適當地加杠桿。加杠桿已經不適合一線城市，一線城市現在雖然熱，但是主要的需求方還應肯定，主要還是剛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很少有前些年那種肆無忌憚地進入市場進行炒作的情況，因此沒有必要再加杠桿。

   但是，在三四線城市還要考慮適當地加強房貸杠桿。可如果只是在商業性貸款基礎上加杠桿，不足以解決三四線城市去庫存的問題，因為三四線城市已經形成了可能供給的住房，它主要的銷售對象還是農民工，他們的支付能力不足以按照商品房的定位充分地吸收庫存，一定要有政策性的杠桿。在優惠房貸按揭的同時加政策杠桿，把一些房轉成共有產權房和公租房，解決中低端社會成員住有所居的貸款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