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這次世紀經濟危機以后，中國的經濟運營已經進入了相對高漲期，在調控方面最主要的是要對付通脹的壓力，所以它也是一個通脹為整個階段性特征的時期。最簡要的對于當前通脹的解釋我運用一個這樣的概念，我們現在面臨的通脹是復合型的通脹，不是某一個單一的原因可以說清的，復合型的就是多種原因疊加在一起。
　　第一個原因是輸入型，我們現在很多的燃料原材料要依靠進行，比如說石油，中國有57%的石油要從海外進口，海外的原料價格上漲是我們阻礙不了的，他們的價格上漲就造成了我們中國輸入性物價上漲的因素。這個是我們自己無法改變的外來因素。
　　第二個大因素是我們內部經營過程當中，就是內部和外部互動的情況下，由來已久的我們基礎貨幣投放，然后想方設法把流動性對沖的壓力，因為沖的并不那么干凈，在進入經濟高漲期的時候，很容易讓我們把外幣結成人民幣，然后央行要提高存款準備金率等方面來對沖這種流動性來維持幣值相對穩定，這個做的比較吃力，但是我們還是在這個方面不斷的出手，應該說空間還是有的。我們觀察到央行幾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它主要是把銀行的可用資金越來越大的相對數封在那里，不讓他投放，起到對沖流動性的作用。但是政府在這方面并不能無限使用，顯然它有一個副作用。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通脹因素要提到成本推動，這個事情影響更深刻，我們前面所說的因素是無可奈何，有的是我們在以后的發展過程當中可能會慢慢淡化，比如說結匯制，中國人民幣走向周邊化、區域化、國際化，這個是大勢所趨。到時候我們必然要通過改革實現很大的轉變，但是現在成本推動在中國的經濟的影響是越來越大的因素應該是中國的廉價勞動力的優勢現在我們正在喪失，現在這個劉易斯拐點是已經到達還是向我們逼近呢？這個在實際判斷上是有區別的，但是實質性的差異其實不大。不論是已經到了劉易斯拐點還是沒有到這個拐點，這個情況大家都看到了，現在很多用工荒已經逼的像富士康這樣的大企業向中部移了。這個趨勢是不可避免的，在今后的幾年當中，這個成本的壓力會不斷的影響現實生活。對于負面的影響是由于用工成本的上升推動我們這個產品越來越表現的價位上升，表現的物價和通脹中間是一個持續的，不斷在擴大影響的因子。但是它也不全是壞事情，如果我們意識到勞動力成本推動物價上漲的壓力，邏輯上就引導我們市場主體的千千萬萬的企業和政府管理部門，要大家一起努力來加快升級換代，用其他的口投入，其他的要素投入的潛力的釋放，對沖勞動用工成本上升的負面影響，而提高我們全要素生產力，來使中國經濟繼續發揮活力，而升級換代是中國經濟必須要走的路，既然有這個壓力我們有要把這個壓力變成動力，更好的做好我們的升級換代這樣一個發展方式轉變的通盤的必須解決的一個歷史任務。
　　把這些都放在一起，實際上我們還有一個中長期化的因素，實際上中國的物價上漲還有一個結構性的物價上漲，這個觀點在一些經濟學者那里他們一開始就是斷然否認的。其實這個是一個必然的發展過程，它不會千百種商品一起漲，總會有帶頭的。這個從理論上講就是市場上有比較快的通常的調節結構問題，留給當局的任務就是你不要管結構，你就管貨幣總量。這個方面在中國的調控實踐里面局限性是非常明顯的。我作為研究者我這些年一直在注意，2007年中央講兩房的時候，當時我們的CPI充到的8%以上，一季度到四季度結構特征一直存在沒有任何改變，但是中國的物價上升的過程因素里面第一位的就是食品價格，當時占了80%左右的份額，另外一部分就是房價，現在統計主要的不是我們買房的價格，是租房市場價格。和在一起就占了九成以上。其他千百種物品和在一起的價格上漲在所有上漲的里面只占了一成左右。后來大家知道突然一下子轉成通貨緊縮的壓力了，那個時候中國把注意力放在怎么樣實行經濟擴張上去了。等到物價起穩相好就是這半年多。CPI最近兩個月是5.1、5.3，這個是比較高的位置了，我們現在就要特別注意怎么樣控制物價，物價和民生是有關系的。但是在具體的物價上升的結構分析里面，我特別注意跟2007年的四個季度的情況幾乎一模一樣。我們現在看到的5.1的去年11月的報到。它說整個物價上漲里面食品的價格上升因素是75%，房價上升的占17%，這兩個物價上升給其他千百種物價上漲的份額不到一成，就是8%是其他所有物品的上漲因素的和在一起的CPI上的表現。這樣的結構性的物價上升特征至少是反映在中國加速城鎮化、工業化和市場化的過程當中，我們自己有自己特殊的特點，就是我們的市場在結構自調節方面的功能是相對弱的，某一些結構性的供不應求的問題長期存在，食品價格和房價這兩項如果它是構成我們現在CPI上升最主要的問題的話，給我們的政策設計就提出了一個非常鮮明的對癥下藥的方法，是什么？是不是要看中有針對性的有效供給提升的調控，這種調控主要不要指望貨幣政策，貨幣政策不可能做那么多的區別對待，最主要的就是貨幣政策就是總量調節的特征。而財政政策恰恰是需要區別對待的，有褒有壓，看到一個具體的對象采取特定的調控措施。這種措施如果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可以解釋為什么在今年貨幣政策已經合乎邏輯的回歸穩定之后財政政策還要保持一定時間的積極。我們現在說今年我們的財政政策是積極的財政政策，也就是帶有擴張特征的財政政策。我們針對物價上升的特點，我們怎么樣想方設法增加農副產品的供應量，這個是財政政策必須要特別考慮的。在現實生活里面就是要調動財政可用的資金，穩固和進一步的加大力度來提供對于務農的社會成員的直接補助，這一種財政資金要進一步的具體到調動務農者的積極性，這樣的話糧食可以保證自己一定的幅度，那么下一階段可能會保持上漲的壓力。如果對沖的好，不排除我們在相對高漲期里面某些階段上會使物價趨穩，我們希望下半年物價的上升能夠得到有效的遏制，很多人預測今年下半年可能會出現這種情況，這和財政政策的發出是有關聯的。財政政策都是有針對性的實行補貼，財政政策就是要體現這種經營活動可能本身會產生一定的虧損，然后我們把它填上去讓它可以運轉，整個市場上就會遏制物品價格上升的調節效應，這都是我們所說的增加有效供給里面在食品價格方面必須要做的事情。
　　從今年的預計來看，農業生產現在還有一定的不確定性，春旱比較嚴重，但是也不能太悲觀，我記得去年在有些地方主要在西南一帶春旱比較嚴重，但是全年走下來是一個大豐收之年，因為我們的夏糧只占收成的四分之一，秋糧占四分之三，所以去年是一個大豐收，有這樣的好的糧食大豐收，食品價格可能還要加上副業，但是糧食價格是占主導地位的。如果今年我們能夠比較好的調動農民的積極性，能夠有力的減少自然災害的影響，可以延續這樣的過程，這樣可以抑制食品價格的上漲。
　　再一個，財政政策怎么樣緩解房價上升的壓力也應該進一步的發力，來配合現在房地產調控新政的事情。這里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所謂安居工程里面從棚戶區改造到廉租房到公租房這樣的具體要求比過去清晰多了。過去總說政府要通過經濟適用房的趨勢解決低端的住房需求。實際概念經濟適用房這個概念非常的模糊，而且現在管理不到位的情況下，成為很多強勢部門、官員假借這個名義給自己提升住房條件，享受第二套甚至第三套房的幌子，現實生活中有很多這樣的例子，有很多經濟適用房的小區真正解決低端住房需求的比重甚低，而本來不應該側重于去輔助的人群，中等收入人群以上的，甚至高收入人群，他們通過種種方式住進了經濟適用房小區，現在這個在調控當中非常清晰了，以后這個概念可以用，但是有限產權，比如上海非常明確的說是共有產權和有限產權，你不要想用它來套利。我想從廉租房做起，然后加快公租房，公租房的建設是很能解決收入夾心層碰到的問題的，這些收入夾心層顯然不適用于廉租房對象的，現在你們想象大學畢業生和公司白領他們不可能住進廉租房里面，那么他們不得以涌入商品房市場，他們必須要搶這些有限的資源，搶到了之后就變成了房奴。有了公租房之后他們可以安穩的非常體面的住進這種好的房子，但是是按租的方式，他們住進去以后就不會像以前每隔幾個月就給你施加一定的壓力，說別人漲價了，我也要漲價。現在這種公租房就沒有這種壓力，他可以非常體面、安穩的解決了這個階段住房的問題，等以后收入提升了以后再考慮買一個產權房。所以現在我們正在加快建設公租房的安居工程。這一塊出來以后那么我們CPI的房價上漲就沒有那么多了。總體來說這個困擾我們民生所謂房價上升造成的CPI上升的因素，以及實際生活西面商品房市場表現的問題多可以得到正像的校正。財政政策是有明確目標的，李克強副總理是明確到今年1000萬套必須要完成，今后幾年要完成3600萬套。這個里面當然不可能是由財政全部出，這個里面各級政府可以在里面出一半多一點，其他的我們可以完全用現在市場發展起來的機制，以BT、BOT、政府按揭、政府和民間主體拼盤等等，拉動社會和民間資本一起把這個事情做好，我認為這種安居工程建設完全可以用公司合作伙伴關系的機制一定要發展起來。
　　財政政策還有其他一些問題，雖然我們看到一些物價的上升，但是財政政策并不是一位的縮緊銀根就可以了。我們可以看到我們今年還有很多的赤字，這個赤字絕對量并不少，但是比去年年初的安排是有所下調的，安排這個赤字保持財政政策還有一定的擴張特征，它還要做什么事情呢？除了前面通過針對性調控食品價格和房價上漲之外，我們這個財政政策還要解決提供資金、拉動其他社會資金給前面兩年多的已經投進去的資金提供后續來源。比如說我們棚戶區改造總共投入4800億，原來住在棚戶區的居民住進了現在新的樓房，那他們就出現了什么問題呢？就跟他們生活相關的小區與整個城區里面的集中供暖系統就要改造，這些就需要資金，因為他們很多人進了這個樓房以后，他們的收入低，他們可能交不起取暖費，政府就要想辦法幫他們做取暖費，這個就是后續資金支持。另外我們還有一個瓶頸的環節，比如說我們現在就說中心城市，北京、南京這樣的城市，它現在是不是越來越明顯的對社會生活產生威脅的交通擁堵問題，我們的交通技術搞了這么多年的升級換代仍然跟不上經濟發展，這個里面簡單的說我認為政府比較牽頭，趕快優化這樣像北京、南京這樣的一線城市的它的通盤的開發建設的頂層規劃，優化規劃的同時要趕快籌集必要的資源加快建設軌道交通系統，在北京和南京都必須加快建設地鐵，否則你跟時間賽跑你跟不過去，那么這個矛盾哪一天要爆發的話，對于社會生活的震蕩就非常帶有破壞性了，北京其實已經走到這個邊緣了，不得以搞了一個全民投票，搞了一個方案，就是非常嚴厲的限購等等，最近有了一定的緩解，但這一是把這個矛盾后移，北京跟紐約相比遠遠沒有達到紐約的水平，怎么能堵的這么嚴重呢？所以現在北京就要必須想方設法加快建設，沒有別的出路。這當然也需要財政在資源配置方面發揮不可推卸的重點的投入和拉動、牽引作用。把政府資金和社會資金合在一起，加快這種一線城市交通設施的升級換代，要毫不猶豫的向前作。這個是我們政府和財政政策必須要解決的突出事項。另外還有新醫改，按原來的說法是三年左右的時間建成覆蓋全體公民的醫療保障衛生體系，那個時候財政成算是新增8500億的財政投入，現在財政部的領導層說估計這個投入總量要超過10000億才行，很顯然這些事情和民生有密切的關系，并不是說財政政策跟貨幣政策一樣，緊縮就能把這個事情處理好，在結果上我們還是要發力，要把錢用出去才能有利于民生的改善，這個是在中國講宏觀調控的時候不得不增加一個有效供給的調控視角，而且增加有效供給的調節我個人認為和西方成熟市場經濟有非常明顯的區別，我們不是一個比較短期的方法，它是在我們整個經濟周期不同的發展階段上都要抓住不放的，但是總量上和特征可以由所不同，但是必須要抓住不放處理好的有中國特征的特殊事項。
　　接著向下說我覺得現在有必要指出的問題，就是我們現在在增加政府的供給管理這方面的同時，還要注意不要過度的迷戀行政手段，有些事情供給管理可能帶一點供給色彩，有一些事情是不可避免，比如說北京治堵，逼急了，限購、限號什么都一起來，這個都是行政手段，我覺得以后我們的交通建設到位了，這些行政化手段就要撤銷掉。如果交通系統基本建設到位，這么多的限購、限號、限入就影響淡化掉。但是現在我們看到很多政府做的非常起勁，有一些我是非常不能理解的，你要把商品房的每一套房子都標上明確的價格，然后由政府認定以后，就這么在市場交易里面就成了一個不可調節的死的量值了，這個我怎么也想不通，但是現在很多地方政府都把這個當成他的一個政績，把它貫徹中央精神的一個新的表現。你要是重視房地產調控，但不是這么一個重視的路子，一樣的東西表明多少錢，然后一點不差，就按照這個執行，你把整個市場里面的活動看成你行政系統的延伸了。我對此事有明確的懷疑態度。我不認為這些行政手段不停的向前推可以推入合理的供給管理。在這個方面我們要警惕，不能要迷戀行政手段，以為靠行政手段可以解決各種各樣的問題，不能把限購、限價、限入弄的滿天飛，不能夠設想中國以后就靠像北京這樣的限制購車和限制購房就把這個市場健康問題解決了，不能想象我們現在依靠長期硬按著不懂的煤電價格的嚴重扭曲，長此以往繼續下去中國就可以健康發展？可以走向健康的現代化？這個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我覺得你無論要控制物價關懷民生，你都不能把它放到這個道理上去。我們要把市場經濟的建設完善，和整個經濟社會的轉軌、發展方式的轉變處理成一個可以和前后銜接的過程。在這個方面是不是應該再往下說呢，我們現實生活里面如果說到控通脹、保民生，還要注意警惕一種行政抄條的風險，這種風險是結合著我們不愿意看到的，比如說有一些在過去改革過程當中已經受到沖擊，但是現在動不動就有可能死灰復燃的政府萬能幻覺，似乎政府想調什么你做這個做那個調到位就解決問題了，這樣的一種政府萬能的幻覺在現在的調控當中，我是覺得有點已經帶有復歸之勢，這些行政的看起來是為了民生，以一種行政手段進行及時的解決，但是實際上它對于我們要完成轉變發展方式，完成機制按照市場經濟和現代社會的要求，完成轉變的這種意識潮流是相悖的。如果相悖的話，你實際上把短期調控做成了中長期化解矛盾的努力對立起來了，你現在做起來這進事情看起來很起勁，效果不會好，而且會給以后我們中長期我們要化解深層矛盾制約使中國現代化路越走越寬的努力可能帶來實質性威脅的障礙。這是一個我覺得我們在討論宏觀經濟里面值得再強調一下的，要把短期調控對于物價的平抑還有以后的各種要素的交易和流通的機制一起走向長期可持續方面的考慮，怎么樣真正打通。不可避免的權宜之計還要用，但是不能把這種權宜之計就當成是解決問題的靈丹妙藥。
　　再向下說我們就要說到控通脹、保民生的內容，民生實際上也要區分短期利益和長期利益。政治家說的群眾利益無小事這個是對的，要從群眾最關切的事情做起，體現你政府向服務型的轉變。這個是沒有問題的。但是這個里面要權衡好短期利益和民生長期利益之間的結合。短期利益是有可能和長期利益形成一定的矛盾關系，我們如果現在講中等收入階段上的人，大家現在都在警惕著中等收入陷井，這方面有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就是拉美，拉美的某些國家在上個世界70到80年代的時候曾經發展的非常有勢頭，進入中等階段以后，很多人都以為他們還會再往下發展，但是他們出現了什么問題呢？出現了一種可以歸結為民粹主義機制上的福利趕超的過程。就是我說的一個比較直觀的就是和我們現在的說法很類似，就是群眾利益無小事，我們千方百計讓群眾的利益得到滿足。在拉美的若干國家，它的決策層正好是比照美國的方式，政治領袖回應低層民眾的要求就是珍重承諾，低層和領導層的這種回應造成了民粹主義基礎上的機制上的福利趕超，這個只是暫時的，他們后來又掉下來了，但是掉下來的不僅是福利，還造成了經濟的下降，然后社會的矛盾又出來了。這個我們從研究的角度來看是不能回避的，但是我們現在不能把中國的發展過程簡單的看成和拉美發展的過程進行直接的類比。但是如果你只是把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能看得見、摸的著的利益解決了，你就萬事大吉了？錯。我前面說的一個是行政抄條的風險，另外一個風險就是滯脹風險，你如果不權衡好短期和長期的銜接，不把真正能夠煥發活力的能力使全要素生產力進一步提高的因素真正提供出來，那么中國是不是也可能出現這樣的情況呢？一個階段看起來民生在提升，福利在提升，但是后進不足，那么就是有些人現在已經在討論的，就是中國式滯脹出現了怎么辦？如果物價在向上走，而福利上不去怎么辦？兩個“八”如果經濟運行在中國，通脹率摸到“八”以上，而增長速度掉到“八”以下，中國式的滯脹就可以認定了。我認為這樣的矛盾是不容忽視的。所以我們寧可把這個事情看的重一點，對我們是有好處的，對于我們真正解決中國的現代化過程當中消除一些不可避免的矛盾，爭取全民族的根本利益、長遠利益有好處。所以這是我要說的最后一個基本看法，如果我們現在要警惕什么的話，其實在現實生活里面需要警惕的事情都是和一些中長期我們能不能夠以比較小的社會代價處理好中國的慣性和可持續發展問題有關的事情。我們要警惕行政教條的風險，要警惕中國式滯脹的風險，所以真正的長遠匯民生我們還是要進尺持續性的深化改革和促進發展方式的轉變。不處理好深化改革的問題，往往節能降耗，真正的使廣大群眾共享改革開放成果會停留于表態上和口頭上，要把這些事情做實一定離不開深化改革和轉變發展方式。（本文為在2011年度基金投資者服務巡講大型公益活動的演講實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