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群構成社會，所以社會從來脫離不了人生的諸多特征。孔子認為，大同社會的特征是“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即人生的每一個階段都有保障。

中國如今的養老制度，因城鄉二元體制而有很大差別，而唐朝的基本差別不是城鄉而是官民。政府的官員，通常都有退休（致仕）的保障，而百姓主要指農民，完全需要自己努力。當然，國家的相關法規與制度，對養老這類事也有規定，這對于一般百姓而言，實質上就是養老制度的一部分。

唐朝強調“以孝治天下”，核心的內容其實還是養老。一般百姓，從20歲到60歲，要為國家服役。有的皇帝，會發布改革命令，縮短百姓的服役時間，這是很大的福利。唐朝的賦役制度中規定，有年齡80歲的老人，國家給“侍丁”一人，90歲，則給侍丁二人，百歲則給侍丁三人。侍丁是一種身份，擁有這種身份，則不用再為國家服役，而在唐朝，服役對于百姓而言是一種比較沉重的負擔。唐朝的這個制度安排，以國家放棄重要利益為前提，為的是更好地推行孝道，讓養老更有保證。有的人家為了規避賦稅，雖然父母健在，也分家單過，這顯然與孝道相違背。唐朝的法律對此嚴厲禁止。同時，比如唐玄宗天寶元年（742），政府發布命令，如果一家之內有十丁，其中兩丁放免“征行賦役”，如果有五丁，則放免一丁，這樣，百姓為了其中的利益就會“同籍共居”，社會風氣也會改善。所謂“征行賦役”，就是百姓對于國家所承的各種負擔。唐朝沒有下令讓百姓必須與父母同居，而是利用政策進行引導。制度是保證更多民眾養老的根本。

致仕官也會參加朝廷的一些儀式性活動，唐朝明文規定，致仕官要回到原曹司，位在現任官之前。也許，這是致仕官們更重視的規制。

致仕官就是現任官的未來，這是官場生態重要一環，健康與穩定的制度設計是重要的。老有所養是人們的合理期待，維護社會的穩定，相應的養老體系更是必備的。相對唐朝而言，家庭養老已經失去了根基，社會保障體系才代表未來。官員致仕之后的待遇，屬于社會保障的一部分，但若給人以特權的印象，則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唐朝，致仕官享受半祿半料是制度，享受俸祿全額不是制度，僅僅是皇帝特許的個別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