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曉蘇的辦公桌上放著一本厚厚的《萬里文選》。他時常會拿起來翻看，不僅是為了尋找過往的經歷，也是在領悟曾經的老領導萬里的思想。

“以前萬里同志的一些講話，現在體會起來還是受益匪淺。當秘書的時候很忙，沒有那么多時間體會領導的講話，現在結合社會現實以及工作實際，感覺他老人家的講話還是相當受用的。”孟曉蘇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7月15日，全國人大原委員長萬里逝世。孟曉蘇在自己的微博中寫道：“我今天在北京醫院陪萬里同志走完人生，上午習近平和其他全體常委同志都來看望，萬里同志于中午12點55分逝世，盼功勛卓著的老領導一路走好。”

上世紀80年代，孟曉蘇曾經身處中南海，擔任萬里的秘書長達8年，見證了那個風云年代一系列重大改革開放政策的制定與實施過程。其后，他在1992年開始到中房集團任職，從此在這個領域深耕多年，歷任中房集團總經理、董事長。如今，孟曉蘇依然擔任中房集團理事長。在中房任職期間，他不斷推進住房制度改革，專業思想對中國房地產業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被譽為“中國房地產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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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期間在圓明園。圖|受訪者提供

　　汽車廠工人進了北大

孟曉蘇是文革結束恢復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學生。

文革的爆發阻斷了孟曉蘇的學業，他在初中畢業后就進入北京汽車制造廠工作，成為一名汽車工人。

一直到工作的第十個年頭，文革結束，高考制度恢復。當時，孟曉蘇本人并未想過再回學校讀書，“是工廠的教育科科長幫我報了名。”

1977年，孟曉蘇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就讀。“我當時還猶豫著報不報名。那個時候我已經28歲了，覺得這個年齡已經是上限，信心不足，害怕考不上丟人。況且那個時候我已經在工廠當上了干部。”孟曉蘇回憶說。

其實，孟曉蘇的才華早有展露。在北京汽車制造廠工作時，他就已經是《北京日報》的通訊員，也曾在《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的頭版發表過許多報道，大多是反映工人生產與生活的內容，在工廠中小有名氣。

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教育科長主動替他報考了新聞專業，“孟曉蘇不讀大學就可惜了。”

那是一場被孟曉蘇稱為“慌亂之中的考試”。考試時間緊，他并沒來得及充分準備，“沒想到還能合格，結果真的考上了!”

當時的作文考題是“我在這戰斗的一年里”，孟曉蘇把在工廠的十年實踐濃縮為一年，主題落在工廠一年如何進行技術改造、最終取得成功的過程。

在主要報刊發表過文章的經歷也為他加分不少。于是，渾身工人氣質的孟曉蘇跨入了北京大學的校門。那一天，北京汽車制造廠的師傅們開著吉普車送孟曉蘇去學校報到。“開著吉普車算是工友們的一番情意，但是這件事在北大引起了一些轟動，因為當時的汽車很少。后來，大家都說，汽車工人孟曉蘇是坐著汽車來上學的。”

那一屆的北京大學新聞專業有兩個班，孟曉蘇當時的同學如今大多已是媒體圈的知名人物。談到這里，孟曉蘇笑言，自己是“不務正業，干了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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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曉蘇（右一）與萬里、邊濤合影。圖|受訪者提供

　　我們那代人注定是要創新的

1978年，改革開放拉開序幕，中國迎來一個新時代，理論探索的濃厚氣氛延展到了校園里。那時，孟曉蘇和同學們也非常熱衷于討論國家大事，每每對政治議題和理論思潮展開熱烈討論。

有一次聽廣播，節目里在談論如何看待中國有些地方農民成批外出討飯的現象，一位主持人說，“要知道一些地方的中國農民本來就有要飯的傳統。”孟曉蘇和同學們都覺得這個解釋十分可笑。后來他注意到，時任安徽省委書記萬里在干部大會上說，“誰說農民有要飯的傳統?誰吃飽了飯還要去要飯?還不是因為農村經濟沒有搞好!”此后，萬里率先在全國推動了農村的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

“對于同樣一個問題，大學生的感受和國家推動改革的領導人是一樣的。”孟曉蘇感慨地說。不過，他不曾想到，自己會有一天追隨這位領導人，擔任他的秘書。

北大求學時光給孟曉蘇留下許多難忘的回憶。

1981年3月20日，在男排世界杯預選賽上，中國男排對陣韓國隊，受到全國人民高度關注。當中國隊險勝韓國隊時，北大校園頓時沸騰了。年輕的學子們敲盆打碗慶祝，甚至有人打碎玻璃，把掃帚點燃當作火把，到五四廣場上游行慶祝。當時，孟曉蘇和法律系學生李克強也在游行隊伍里。“那天，大學生提出不少口號，清華學生喊出的是 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 ，北大學生喊出的是 團結起來，振興中華 。”孟曉蘇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說，這些口號很快傳遍社會。

那時，孟曉蘇是北大校學生會文化部部長，李克強則是校學生會常代會主席。常代會是學生會自主設立的一個監督機構。他們認為，作為學生干部，他們不能沾染社會上的壞風氣，于是約定一是不能搞終身制，二是必須有自我監督。

而且，他們還認為，如果以學生會干部的身份干到畢業，那就等于搞終身制。因此，在大三那一年，他們決定集體辭職。

“當時的學生很有思想，不把舊有的一套規定放在眼里。我們那代人認為，自己注定是要創新的。”孟曉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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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陪同萬里視察青島海洋所。圖|受訪者提供

　　到中南海

1982年，孟曉蘇大學畢業后被分配到了中宣部新聞局。他在中宣部的主要工作是把握報紙的政治導向，雖然當時中央大力提倡思想解放，但報刊卻要沿用傳統的思維標準。

有一次，中宣部召開青年干部座談會，孟曉蘇在會上講了一番對工作的看法，包括不能充分發揮青年人的聰明才智、思想不夠解放等。他還明確表示，自己要到改革一線去。當時，聽了孟曉蘇的一席話，時任中宣部部長的鄧力群對他另眼相看，“認為我的批評頗有道理”。

在中宣部工作一年多之后，孟曉蘇被挑選到中南海，成為國家領導人的秘書。而這當中，還有一段鮮為人知的故事。

孟曉蘇的父親是解放戰爭中的老戰士，但他的祖父卻是國民黨將軍，根據當時要“查三代”的政審要求，孟曉蘇并不符合進入中央辦公廳的條件。但是，時任中辦主任的胡啟立以開放心態招賢納才，最終讓他過了關。

“胡啟立為我說了話，他說，這樣的干部對十一屆三中全會有感情。就這樣，他把我的劣勢變成了優勢。”孟曉蘇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后來，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的萬里點名要孟曉蘇來給他做秘書。于是，1983年5月，在中辦工作的第二年，他被正式調到了萬里身邊擔任秘書。

“我是懷著一顆平常心去的。”孟曉蘇說，早在萬里擔任北京市副市長的時候，孟曉蘇就認識萬家的孩子，他們曾在同一家工廠里當工人。

孟曉蘇讀大學期間，父親患癌癥去世。孟曉蘇和萬家的孩子們差不多大，所以他一直把萬里視為父親。萬里和夫人也對他視如己出，關愛著他的成長。

孟曉蘇邏輯清晰，記憶力過人。在談話中，他能將年代久遠的細節描述得生動詳實。孟曉蘇說，這源于他在擔任萬里秘書期間養成的習慣。“萬里同志講話不用稿子，有些重要講話他自己想好之后在紙上寫兩三行字，別人都看不懂寫的什么，但是他可以講上一個多小時。”

萬里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之后，孟曉蘇曾去看望他。孟曉蘇對老領導說，“您不需要再多講話，您的豐功偉績已經銘刻史冊了。”萬里聽后哈哈大笑。

“其實很多人都希望退休后還能再繼續發表意見，總怕自己被人淡忘，但萬里的功績足以讓人們記住，他和那一代領導人所開創的改革事業已成為不可逆的歷史潮流，他不需要再多說什么。”說到這里，孟曉蘇的語氣中透出淡淡的惆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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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7月，李克強（右）與孟曉蘇（左）、陶景洲。圖|受訪者提供

　　市場經濟觀點被痛批

1988年，在萬里的支持下，孟曉蘇再次回到北大。這一次，他投到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門下，攻讀經濟學碩士研究生，他的同門師弟還有當今的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和國家副主席李源潮。碩士畢業后，他和李克強一道繼續攻讀厲以寧的博士研究生。

“改革開放年代，新事物很多，也經常遇到一些新的理論問題，我們都感到需要系統的理論學習與深造。”孟曉蘇回憶說，“萬里同志推動的農村承包制改革，實際上涉及產權理論。”

接著，農村承包制度延展至城市，被稱為“包字進城”。首鋼和二汽開展承包制試點后，大大解放了生產力，首鋼效益猛增，納稅額一度達到當時北京財政的25%。

“有人認為萬里的觀點只限于承包制，不是股份制，其實并不是這樣。從承包制轉向股份制，萬里同志當年早有預期。”孟曉蘇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1988年，萬里已經到全國人大任職，而當時厲以寧是人大常委會委員。萬里吩咐孟曉蘇說，厲以寧是股份制的大家，要孟曉蘇好好向厲以寧學習。

早在中共十二大會議上，就已經提出市場經濟的框架，此后，關于市場經濟的討論此起彼伏。孟曉蘇回憶說，“這些改革開放的領導人早在80年代就已經形成了推動市場經濟改革的思路，要堅定地走出原先的計劃經濟體制。”

孟曉蘇在碩士論文中記載了這段歷史：“起點模式”是一種不規范的計劃經濟，中國落后的經濟狀況形不成前蘇聯那樣的計劃經濟體制;隨后進入了一種叫雙軌并行的“過渡模式”，而改革的“目標模式”是要走向市場經濟。這就是他所表述的“起點模式-過渡模式-目標模式”。這篇碩士論文以高分通過后刊登在專業刊物上，但發表后，卻遭到《人民日報》和《求是》雜志的批判。

《求是》的《真理的追求》專刊在頭版發表文章《當前改革問題之我見》，痛批孟曉蘇論文中所提出的市場經濟改革觀點，認為“這分明是在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是要“復辟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路上去”。

此外，孟曉蘇的另一個觀點，“改革進入到了沒有多少石頭可摸的深水區”，也被人批判為“分明是要陷改革于滅頂之災”。

1991年9月2號，《人民日報》摘發了批判者的觀點。

不過，到了1992年春，鄧小平南巡，為改革開放大業定了調，一切紛擾暫時止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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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曉蘇。圖|受訪者提供

　　做企業可能是更好的選項

等孟曉蘇和同學的論文集結出版的時候，為了穩妥起見，“懂政治”的導師厲以寧大幅修改了孟曉蘇和李源潮的論文，將有關“市場經濟”“改革進入深水區”等容易引起爭議的內容全部去掉。最終出版的《走向繁榮的戰略選擇》，其觀點已經不如原來的犀利。李克強的碩士論文題目是《農村工業化：改變城鄉二元結構》，因為前瞻性太強，在當時沒有引起太大爭議。

在擔任萬里秘書8年之后，孟曉蘇離開中南海，調任國家商檢局副局長。在這個崗位上工作到第二年的時候，國務院領導找他談話，表示有意讓他升任正職，但孟曉蘇提出，想到企業去。

“當時我想直接去經濟建設一線，到企業工作。鄧小平南巡講話已經形成全黨共識，我挨批判的事也過去了，但考慮到這以后的政治環境已經不像80年代時那樣了，做企業對我來說可能是更好的選項。”孟曉蘇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接著，他又淡淡地補了一句：“人年輕時都比較孤傲，狂妄。”

1992年底，孟曉蘇如愿調往中國房地產開發集團總公司，擔任總經理職務。到中房集團后不久，他就提出了住房制度改革的建議。

“我在中房集團時，借助它當時全國第一的產業地位，提出了把住房建設作為國民經濟新的增長點的建議，沒想到被國務院采納了。緊接著就在國家體改委、建設部、國家計委和國家科委的參與下，組織起課題組研究新的增長點課題，策劃起房改方案。”孟曉蘇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孟曉蘇在房改方案中提出“住房雙軌并行”的概念。其基本內容是，政府要建設廉租房，市場要提供商品房;以商品房為主，把福利性分配轉向商品房供應，主要向低收入家庭供應廉租房。

最早的房改方案中并沒有提到“經濟適用房”，這一概念是在房改出臺時加進去的，目的是為了推動房改，并使得房改中各地居民在買房時有一個標準價。

“這對推動房改有一定作用。當時經濟適用房并沒有限定只能賣給低收入家庭，原因是房改初期，我們摸不準老百姓會不會買房子。那時，光是啟動居民購房就用了很大力量。當老百姓普遍買房的時候，才趕緊把這些保障型住房恢復給低收入的人群購買。但是廉租房的問題，主管部門卻是連續九年忘記了建設。”孟曉蘇說。

孟曉蘇認為，他的雙軌制房改方案提得很明確。所以，日后有媒體問他，如果倒退到多年前，重新改方案的話他會怎么改時，他的態度相當堅定：“一字不用改，因為房改方案一個字都沒有錯。”

房改方案中還提出了幾種金融產品，包括住房抵押貸款，住房抵押貸款保險，住房公積金，國家住房銀行等。前幾種很快施行，但唯獨“國家住房銀行”因為沒有得到足夠支持而沒能實現。

“當時我們在房改方案中是積極推動的，方案中提出的 成立國家住房銀行 等內容是借鑒了許多國家的經驗，我們國家也需要有這樣的金融機構。當時建設部是很積極的，只是幾大銀行沒有應承。設立國家住房銀行，需要把他們的房地產部和公積金存款劃出去，注入新銀行之中，出于自身利益考慮，他們是不太愿意的。所以造成了中國沒有如美國的房利美、房地美，日本的住房金融公庫，韓國、巴西等國的國家住房銀行那樣，為中低收入者服務的住房銀行。”孟曉蘇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現在，全國住房公積金歸集額已達4萬多億，完善低收入者住房保障體系已成為國家目標，設立國家住房銀行的時機已經完全成熟了。”

作為房地產業的改革先鋒，孟曉蘇獲得了“中國房地產之父”的稱號。他說，自己的改革意識和膽量，深受老領導萬里的影響。

本文首發刊載于《中國新聞周刊》總第7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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