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車遲到乘客趕脫飛機 維權10個月獲賠5500元
今年6月15日，浙江首例滴滴車主延誤出行案在杭州鐵路運輸法院開庭審理。原被告最后同意調解，滴滴打車所屬的小桔公司和司機分別補償乘客施女士等人4000元和1500元。盡管施女士最終獲得了賠償，但長達10個月的維權經歷讓她心力交瘁。事實上，隨著網約車乘客數量的蓬勃增長，相關糾紛、爭議也越來越多。被侵權的網約車乘客普遍反映，盡管打車容易了，可維權卻不容易。
網約車遲到 飛機改簽損失5781元
去年8月，施女士和親友一行五人準備外出旅游。出發前，他們在滴滴打車平臺上預約快車服務，要求司機于當天下午5點30分到杭州某大廈送他們去蕭山機場。快車司機約5分鐘后接單。
“我們訂了7點50分的航班，作為土生土長的杭州人，我知道下午5點半晚高峰剛開始，這會兒過去是肯定來得及的。”施女士說。為確保出行順利，他們提前打電話給司機進行了確認。
約定時間到后，施女士一行未在約定地點見到司機，于是又聯系司機。對方表示馬上到達，讓他們等待，后又以堵車為由，要求變更上車地點，導致施女士一行上車時間比預約時間晚了半個小時。他們最終于當晚7點左右到達機場，但被告知出票系統已關閉5分鐘，被迫改簽，造成經濟損失5781元。
維權路漫漫 乘客“累覺不愛”
旅行結束后，施女士聯系滴滴打車投訴。“滴滴說把61元打車費還我們，并補償我們80元，我們不同意。由于改簽，原來訂的旅行團和住宿都取消了，加上改簽差價，總的損失近萬元。”施女士最終決定訴諸法律，將司機一同起訴，要求他們賠償改簽的損失。
其間，施女士等人多次與司機聯系，但遭到拒絕，后在滴滴打車的要求下，司機與施女士等人聯系。司機承認存在過錯，但不同意賠償。為了收集證據，施女士等人把后續的重要通話進行錄音，這些成為他們起訴的證據之一。其間，施女士希望滴滴打車提供司機的車牌號，被對方以保護司機隱私為由拒絕。
庭審過程中，滴滴打車所屬的小桔公司認為其只是提供平臺，主要責任在乘客和司機。施女士等人則認為小桔公司收取服務費，應當和司機一起承擔責任。經過長達2小時的庭審，各方最終同意調解。
“從去年8月到今年6月，維權用了快10個月的時間。”施女士說，“最大的感受就是心累。”
一邊快速發展 一邊爭議不絕
據中國消費者協會律師團團長邱寶昌觀察，一些網約車糾紛由平臺、司機與乘客私下溝通處理，由于糾紛金額往往不多，不少糾紛最后不了了之，真正訴至法院的很少。
對不少乘客而言，實惠、便利是網約車較為突出的優勢。與此同時，帶有分享經濟特征的網約車，也讓不少私家車車主多了一個兼職掙外快的機會。但不可忽視的是，隨著網約車乘客數量蓬勃增長，與之相伴的爭議也未曾停歇。
縱向梳理新聞報道可發現，這些爭議中，與乘客切身利益相關的包括：支付糾紛、泄露隱私、挑活議價、合同違約、侮辱責罵、人身安全等。艾瑞咨詢的報告顯示，個人信息可能被泄露和人身安全存在隱患，是2015年專車（快車）軟件用戶認為在使用網約車時面臨的最大風險。
今年5月，深圳市寶安區一所小學的英語教師，在晚上搭乘一輛網約車后被搶劫殺害，犯罪嫌疑人為網約車司機。滴滴公司后來證實，該司機在平臺上注冊并通過審核，但案發車輛的牌照是其臨時偽造。
記者在一家網約車平臺官網上看到，注冊成為網約車司機，只需提供身份證、駕駛證、行駛證等信息，但不包括無犯罪記錄證明和健康證明等。北京一位網約車司機王先生透露，在完成注冊后，平臺未對他進行電話或當面核實。
不少乘客反映，網約車投訴渠道少、處理不及時、對處理結果不滿意。記者6月22日下午多次致電滴滴公司，乘客投訴熱線一直占線。而另一個重要的網約車平臺優步，目前只接受郵件反映情況，被一些網友詬病處理麻煩、效率不高。 （經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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