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友蘭在論儒墨的根本分歧時存在的問題 馮友蘭在一書中對儒墨的根本分歧作了分析：孟子以“距楊墨”為己任，他說：“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墨子·膝文公下》)很明顯，楊朱的學說是反對仁義的，因為仁義的本質是利他，而楊朱的原則是利己。但是墨子的兼愛，目的也是利他，在利他這方面他甚至比儒家的調子更高。那么，孟子在他的批判中，為什么把墨子和楊朱混在一起呢？對于這個問題，傳統的回答是，由于墨家主張愛無差等，而儒家主張愛有差等。換句話說，在愛人的問題上，墨家強調同等，儒家強調差等。《墨子》里有段話說明了這個分歧，有個巫馬子對墨子說：“我不能兼愛。我愛鄒人于越人，愛魯人于鄒人，愛我鄉人于魯人，愛我家人于鄉人，愛我親于我家人，愛我身于吾親。“(《墨子·耕柱》) 巫馬子是儒家的人，竟然說“愛我身于吾親”，很可能是墨家文獻的夸大其詞。這顯然與儒家強調的孝道不合。除了這一句以外，巫馬子的說法總的看來符合儒家精神。因為照儒家看來，應當愛有差等。 談到這些差等，孟子說：“君子之于物也，愛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孟子·盡心上》)孟子同墨者夷之辯論時，問他“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孟子·媵文公上》)對于兄之子的愛，自然會厚于對鄰人之子的愛。在孟子看來，這是完全正常的；人應當做的就是推廣這種愛使之及于更遠的社會成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這就是孟子所說的“善推其所為”(同上)。這種推廣是在愛有差等的原則基礎上進行的。愛家人，推而至于也愛家人以外的人，這也就是行“忠恕之道”，回過來說也就是行“仁”，這都是孔子倡導的。 這其間并無任何強迫，因為一切人的本性中都有側隱之心，不忍看得別人受苦。這是“仁之端也”，發展這一端就使人自然地愛人。但是同樣自然的是，愛父母總要勝過愛其他一般的人，愛是有差等的。 從如上敘述可見，儒家是在仔細分析愛的情況，而墨子是在認真實踐愛的行為。 馮友蘭注意到了儒墨的區別但他說認為墨家的兼愛與儒家的孝道不合，認為二者是對立的則不夠貼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