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極縣宰黃可潤居官數事
無極縣志
在封建時代，地方官攝篆一方，施政敷教，其治績的良否，為一地人民福禍所系。特別是，執縣篆的父母官，官職雖小，但能否臨民以德，解民之困，關系著一縣百姓的命運。清代閩籍人出宰外省異縣而政聲卓著者，不乏其人，無極知縣黃可潤就是其中的一個。
黃可潤，字壺溪，清福建龍溪人。乾隆四年(1739)進士，十一年(1746)任直隸無極知縣，十五年(1750)調離無極。他學問淵博，勤政愛民，關心人民疾苦。重視發展農業生產，弘揚民族文化，正風俗，重禮儀，治績斐然，民感其德。其人其事，《無極縣志》，《畿輔見聞錄》中多有記載，今擢其數事，以見其惠政。
教民打井 改造瘠地
無極縣境東北，壤多沙瘠，不宜耕耘。黃可潤重視水利建設，倡導井灌，教民鑿井腴田。他認為井灌好處有三：其一，“北方土燥風高，春夏之交雨澤稀少，比歲皆然。故有井之地未雨可以播種，遇旱尚能支持；無井之地，一遇無雨愆期，已種者則日就枯槁，未種者則停耘輟耕”，若打井灌溉，“人力足補天時”。其二，“直屬地畝惟有井為園地，園地土性宜種二麥、棉花。以中歲計之，所獲利息，井地之與旱地實有三四倍之殊。”其三，“有井之地于引水澆灌時，必雇覓窮民代汲，……每逢旱時請工引水須用萬余人，是以有井之家不特可資灌溉，抑且養瞻窮民。”因此，廣為開井，農民樂利無窮。但是，打井需要資金，官府必須解民之困，“設法資其工本，俾廣為開鑿，普收實效”。經測算，每鑿磚井一眼，大者需制錢一萬三四千文，中者一萬一二千文，小者七八千文。這項工本如何籌措？黃可潤采取“有力者勸之，無力者借之”之法以解困。大井準借倉谷15石，中井12石，小井8石，3年還清。這種借倉谷作工本，按期歸還的辦法，農民極表歡迎，樂于打井。當年得井400眼。全縣共地4000頃，原有井3000眼，以每年增加500眼、每井平均灌地50畝計，10年內可將全部耕地改為園田，其增產效果顯而易見。使井灌在農業生產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黃可潤經常深入民間，考察打井，并給予鼓勵。他對無極人民的打井技術深為贊嘆，認為“其工妙南匠不能及也”。打井的步驟是，先“于開井處用長鐵釬接至三丈余，由淺而及深，如探下土質潮潤，始行開鑿，遇沙礫則去之，而另探他所”。接著，在選好的井位上挖直徑八九尺、深二三丈土坑，將五六寸厚木制圓形底盤放入坑底，然后于其上砌筑磚筒，磚筒高出地面五六尺后，用二三寸粗柳桿(每兩根間隔二三尺)立放于磚筒外，用麻繩捆牢，開始落茬。有二三人在井底下挖，每挖三四尺下落一次，直到豐水沙層，是為沙底井。最后，將底盤穩定牢固。如豐水層較厚，可將竹管(或木管)插入其內向上透水。
無極人民在沙地鑿井所用的鐵釬探試井位——底盤砌磚成筒——落茬豐水層內——底盤穩定沙層的成井工藝正是18世紀無極人民創造才能的新發展，其得以廣泛地推廣使用，與黃可潤的勉勵和指導分不開的。
引種甘薯 佐食備荒
甘薯，也稱番薯、紅薯，白薯、山藥，地瓜，是一種高產糧食作物。史書載，明萬歷二十一年(1593)福建人陳振龍從菲律賓攜帶薯藤傳入中國，于閩中栽種成功。清乾隆十四年至二十二年(1749～1757)，陳振龍后裔陳世元將甘薯自福建引種至魯、豫，直等省。原直隸總督方觀承于乾隆十三年(1748)自浙江購買薯種，雇覓寧(波)臺(州)能人來直，種植于天津各州縣。
黃可潤向無極引種甘薯的功跡不可磨滅。
黃可潤初到無極，即“一一巡歷閭野”，考察社會，發現人民生活有兩點困難：一是縣境東北綿亙40余里有40余村皆土瘠民貧，成片荒灘有待治理；二是縣內糧食品種少，產量低，多是一年一熟，亟需引進新品種。黃可潤祖籍福建，乃甘薯始傳之地，于是，他以此地缺糧宜種番薯之事書告家人，家人遂以薯藤數筐附海艘至天津，轉寄任所。黃收到薯藤后，教民將尺段薯藤用土壓上，然后澆灌，很快生根、發芽，開花、結薯。但由于用南方藏藤為苗的傳統方法，至次年春，因氣候寒冷，藤苗皆凍干不可用。恰值黃可潤回閩途經山東德州，考慮到該地與直隸接壤，貯種之法應宜無極，經多方查訪，詢得地窨(或稱地井，八九尺深)可以貯種，遂從德州多聘老圃到無極傳授技術，進而全面推廣。
甘薯宜于沙地，面耐瘠耐旱，不用澆灌，一畝地可獲千斤，有較強的抗蟲性能；除作主食外，還可制作多種副食品。甘薯這些優點，加以黃可潤“廣勸種植甘薯，以為救荒之備”，很快遍及全縣，相繼傳至正定府各縣。
黃可潤引種甘薯獲得成功，是無極縣農業發展史上值得一書的大事、要事。對于解決糧食短缺問題起到“佐谷食”，備荒年的作用。其勇于嘗試，大膽探索的精神為人所贊賞；念民疾苦，關心群眾生活的思想，世代為無極人民所敬仰。
勸民植樹 造林防沙
無極縣境西、南地多膏腴，民亦殷足。唯東、北木刀溝一帶系沙瘠之區，可耕土地不及十分之二三，人民生活極其困苦。據此，黃可潤決定勸民種樹，改造沙荒。可是，百姓顧慮重重：一怕樹大成材后地主、豪強見利忘義，仗勢搶奪；二怕衙役，地痞互相勾結，巧立名目，敲詐勒索；三怕賊人偷盜，牛羊踐毀。黃可潤針對百姓顧慮，斷然訂定章程：凡有主之地，令本人栽種，限期栽滿，否則就地均分，永為種樹人所有；凡無主之地，由官府按家資裕困，勞力多少情況分配，上戶30畝，中戶20畝，下戶10畝，“樹與地皆為自己永久之業”。嚴禁偷盜作踐，違者必懲。明確權屬，官府發給印票憑證，永不起科納稅。各鄉遴選家資殷實，辦事公道者為“練長”，負責監督執行。
章法既出，百姓歡騰。黃可潤“每歲二三兩月勸民栽植高大柳條，七八兩月大雨后勸民壓種樹秧，皆親行經理查驗。”為使荒地得到充分利用，還仿效深澤、束鹿等地經驗，在林株之間引種叢生灌木地丁，既可宿根防風固沙，又可收取枝條用作燒柴，落葉入泥腐殖，還能改良土壤，對農民大有裨益。
植樹造林收效雖在數年之后，但此舉實為盡地利之美政。經過幾年的努力，所植樹木“大者已成林，小者亦暢茂”，昔日一片荒沙不見青草，今天則縟繡彌望，一派青蔥，見樹不見沙。林間隙地還布種雜糧，民生漸有起色。總督部院盛贊黃可潤：“種樹障沙一事已經行有成效，使民樂從，有益貧民。”正定知府鄭大進亦給予褒獎。無極縣民感念其德政，把這些樹木稱作“黃公樹”。還在署衙內建立《邑侯黃公種樹碑記》刻石一方，永志不忘。
去任不忘修志 為后來者資政
黃可潤深知：“古之為政者，欲盡心乎一邑之治，則必審形勢之所底，觀風氣之所宜，鑒往昔之得失，民俗之張弛，緩急而次第布之，厥惟邑之志乘是征”。因此，他下車伊始，首先查詢地方文獻典籍，了解風土民情，得清康熙元年(1662)高必大《重修無極志》，翻閱再三，深有所得。但此志編纂時間已隔84載，不禁感慨系之。遂采集正史，類書、地方志、文物考古、檔案、文集、筆記，調查實錄和稗史等資料，于乾隆十三年(1748)擬定篇目，設計框架，著手編纂新無極縣志。因旋調別地大城任職，故一直擱筆未動。乾隆十六年(1751)其父病逝，“農夫士子猶誦治聲”的無極縣民，派出代表前往吊唁，慰問之余，懇請黃公完成這部縣志。黃可潤時已離開無極，仍以此事為己任。抵家釋服后，攄慮征引，折衷校讎，竟其全功。
黃可潤編修無極縣志，定有《凡例十三條》，其中一個重要觀點是力主“教養二者為國計民生之大，故編中凡農田、水利、種樹、賦役及學校、風化皆提出關鍵，以備討探”，因而縣志中將有關經濟、生產內容置于顯著位置，詳陳實情，提醒人們興利除弊，扶正祛邪，這在舊志中是不多見的。
《無極縣志》全書十卷末一卷，11方言。卷首有正定知府鄭大進等人序言和自序，次輿地圖2幅，又次凡例，再次為正編。正編分地理志(包括沿革、疆域、分野、山川、風俗、古跡、社里、紀事)、建置志(包括城池、公署、學校、壇廟、武備、倉廒、牌坊、橋渡、義冢)、祀典志(包括秩祀、群祀)、災祥志、物產志、田賦志(包括鹽引、馬政)、秩官志、宦績志、人物志、藝文志、附錄(包括條陳、辯論)。
該書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刻本印行。中憲大夫宋宗元稱道：“余觀此地邑乘，惟當平湖陸清獻(隴其)《靈壽縣志》為卓絕。……乃今得同年龍溪黃君壺溪無極縣一志而竊喜，陸志之幸獲其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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