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書》原始章中說：“若時至而行，則能極人臣之位；得機而動，則能成絕代之功。”封建社會是家天下，“賢人君子”雖然能夠極人臣之位，仍然只是私姓朝廷的代理人，所謂“絕代之功”只能在執行中成就。在千里之外的“決勝”中，“賢人君子”既是控制者又是執行者，有時候還要身先士卒，不可能超脫于執行之外，必須將執行與控制結合起來。
在運籌帷幄必須考慮戰略的可執行性，即重視規劃綱領的實踐性。與儒家的空論、道家的玄談不同，《素書》對道、德、仁、義、禮的解釋完全是以實際效果為導向的：“道者，人之所蹈……。德者，人之所得……。仁者，人之所親。有慈惠惻隱之心，以遂其生成。義者，人之所宜。賞善罰惡，以立功立事。禮者，人之所履。夙興夜寐，以成人倫之序。”從“人之所蹈”到“人之所履”，在管理中都是可執行性。它一方面在執行中可操作，另一方面反映了執行者與決策者利益的高度一致，執行的結果是合作各方的各有所得，是多贏。“賢人君子”就有必要根據變化了的新情況，重新解釋的道、德、仁、義、禮，以此作為成功執行的開始。《素書》認為，經過其重新解釋的道、德、仁、義、禮“五者一體”，不能將它們割裂開來。將五者結合起來可以統稱之為道，這樣的道制定出來就是為了執行，“道不可以無始”。在實踐中弘揚這些原則，既有利于執行也有利于控制。
在知行合一中牢牢掌握控制權，而最好的控制就是從控制自己開始。《素書》把控制叫做“本宗”，本宗的依據就是上述的道德標準，即“本德宗道”。這種本德宗道并不是僅僅要循規蹈矩，而是要牢牢掌握統治天下的權力，以便實施有效的治理。這大概是汲取了秦末農民起義失敗的教訓。陳勝吳廣倡導反秦，建立了政權“張楚”，但是后來局面失去了控制，以失敗而告終。與一般討論統治術的學派不同，《素書》討論控制并沒有研究控制對象，完全針對的是控制者自己。《素書》提出的“十五術”與其說是玩弄控制別人的權術，不如說是對“本德宗道”的實踐，是“本德宗道”的知行合一。控制自己就是在執行方面嚴于律己，“十五術”中有七個是正面的要求，例如先于修德、樂于好善、神于至誠等等；有八個是反面的戒律，例如苦于多愿、幽于貪鄙、孤于自恃等等。顯然，按照“十五術”控制住了自己，也就控制住了利益的誘惑，控制住部屬也就不難了。在這里，我們很難分得清是在控制還是在執行。
成功的執行在于靈活應變，靈活應變即對全局利益的“遵而行之”。“賢人君子”作為皇家的代理人，無論執行還是控制都要時時處處從全局考慮問題，一方面隨著形勢的變化掌握戰略主動權，另一方面要保證既定的方針能夠落地。在大政方針明確之后，既需要靈活應變，又要在隨機處置中體現“忠君”精神。《素書》把它叫做“宜”，既是權宜、適宜，又是合乎時宜，合乎正道，在“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中體現一個“義”字。這個“義”字既是一種契約精神，也是一種職業道德，“遵而行之者義也”，用“義”統領“遵而行之”。《素書》在遵義章中提出了“四十八宜”，講得是“賢人君子”作為代理人在獨立行使職權時應當注意的原則。“四十八宜”實際上是要克服四十八種不宜的情況，都需要建立在自我約束的基礎之上。例如在控制中“略己而責人者不治。”（寬于待己卻苛求別人的人，自然無法實施有效的治理。）“自厚而薄人者棄。”（自我滿足而又鄙薄別人的，必定會被別人拋棄。）不過，無論執行還是控制都不是消極的，并不排除在切合時宜、事宜、機宜的情況下打破常規“以立功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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