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晚邏輯：畸形的混搭與錯位的“反腐”
如果說閹割帶有毀滅藝術的危險，那么非藝術規則對藝術自身邏輯的取代，則會顯現出奇特的畸形與夸張。
春晚之所以會帶有不自然的儀式感，就是因為它不在一個日常化的語境里，去日常化的邏輯是春晚的獨特邏輯。這種邏輯首先表現在歌曲的改編上，今年春晚將歌曲反串作為一大亮點，陶喆唱張也的《萬事如意》，張也唱《小鎮姑娘》，水木年華唱京劇，京劇大師于魁智唱《奔跑》，鳳凰傳奇與筷子兄弟歌曲雜交，春晚在努力尋求著藝術之間溝通的可能，但一首遵循自身邏輯而生成的歌曲在切換成他者模式之后，反而會缺失自身的藝術審美，這也導致了當陶喆唱“萬事”如意時更像是在唱“一事”如意，當張也唱“小鎮”姑娘時更像是在唱“大鎮”姑娘，當于魁智唱“奔跑”時明明只是羸弱的“匍匐”，最炫小蘋果也讓無數的廣場舞大媽亂了舞步，經典之所以成為經典是有其不可違逆的自身邏輯的，一旦錯亂，那必然不再是經典。中國好歌曲中的兩首原創也請來重量級的莫文蔚和劉歡來重新演繹，顯現出了春晚對草根藝術的尊重，但是我們仍然需要反思的是：當一種草根藝術搬上貴族化的舞臺之后，我們到底該如何包裝它才能最大化地保有其自身的魅力？木心的《從前慢》這首詩原本是一首極其小情小調的詩歌，原唱劉胡軼將木心那種小而深遠的情懷演繹得很好，春晚中劉歡使用了法語一般濃稠的唱法，這本身就增加了原曲的膨脹，再當朗朗的國際鋼琴范兒與呂思清高雅的小提琴藝術組合出現在舞臺上時，原本小情調的歌曲被組裝成莊重的大藝術形式隆重登臺獻禮，小藝術戴上大藝術的帽子之后，難免顯得頭重腳輕，背離了藝術自身的審美原則。
去日常化的邏輯還充分體現在語言類節目的戲劇情境設置上。春晚的語言類故事幾乎是可以用一個模式來概括：錯位，歧視，誤解，循環錯位，攻擊，最后加情感攻勢。其中故事的核心是錯位與攻擊，通過誤解、沖突不斷制造笑點，這些都無可厚非，春晚故事的最大問題在于其時間的限制來不及化解其漫長鋪墊開來的矛盾沖突，化解矛盾與沖突才真正檢閱一個故事的耐心。熟悉編劇這一行的人都明白，人物性格的轉變都需要同樣反差的故事情境作為其轉變的結點，在這個過程中，一句話、一些弱小的細節不太可能承擔這樣重大的轉折結點，否則其說服力將是軟弱的。《喜樂街》里充滿對峙的友情發展到最后，大家突然通過辭職、分手、賣房這樣的反常行為來幫助友誼，《我忍不了》中最后通過批評否定轉換了敘事色調，《圈子》收尾時校長的一席話就點醒了圈中人構成人物轉變的結點，這樣的行為反差、性格反轉與道德反差難以令人信任，劇本創作一旦講述不被信任的故事，將立刻失去觀眾。
今年春晚還打出一個30年之最的旗號：小品反腐尺度30年來最大。這種夸大化的自我定位顯然失真，尺度30年來最大僅僅是基于反腐節目的數量而不是質量而言的。2014年，國家反腐的力度之大以致大量高層落馬，春晚投反腐之風所好加大了這類節目的數量，但是從內容上來看，今年的諷刺小品僅僅把矛頭指向了小科長級別類的小人物，遠比我們現實中真實的腐敗情況要弱化太多，節目將腐敗的犧牲品嫁接到微弱的小人物身上，而且還不忘將反腐的偉大功績歸于大領導身上，節目最后的落腳點幾乎都是領導的明察秋毫，這違逆了諷刺類節目的初心。藝術來源于生活且高于生活，這類節目中的藝術來源于生活卻低于生活。
據說今年春晚在排練時啟動了“笑”果測評，根據“笑”來考量語言類節目，但三個反腐節目中，除了《投其所好》表演較為詼諧，《這都不是我的》和《圈子》幾乎沒有多少笑點，演出時臺下大量面無表情的呆滯足夠說明節目制造笑點的能力是失敗的，如果諷刺小品既不能通過內容的深度來達到批判目的，又無法通過“笑”來引起反思，所謂的反腐尺度依然只能是一個遙遠的神話。
喬治?奧威爾《動物農莊》里有個經典的場景，一心稱霸的波普為了取得輿論上的壓倒優勢，專門成立了一支山羊“啦啦隊”；其職責是：一旦在公共場合出現或可能出現懷疑、歧見和爭執的情形，就齊聲高呼：“兩條腿，壞！四條腿，好！”這些啦啦隊看似在批判表決，其實它們只是在站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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