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人們總是喜歡對女性領導力問題小題大做，而就在最近幾個月，我們又再次目睹這一現象。一方面，Facebook首席運營官雪莉·桑德伯格（Sheryl Sandburg）在其新書Lean In: Women, Work, and the Will to Lead 中指出，如果女性當真想晉身高層領導之位，就必須更有魄力，恕我直言，她們必須挺身而出，發出自己的聲音。而另一方面，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教授、美國國務院官員安妮－瑪麗·斯勞特（Anne-Marie Slaughter）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上發表了一篇題名為“Why Women still Can't Have It All”的文章，承認就她自己的經驗來說，“挺身而出”并不是問題。她認為，真正的難題是“作為政府高官，我無法從事我向往的那種工作，無法成為我心目中理想的母親。”實現這兩個愿望幾乎毫無希望。
這一尷尬問題的非同尋常之處，與其說是在于爭論的內容本身，還不如說是由此而引發的熱情。這證明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那本《女性的奧秘》（The Feminine Mystique）問世50年之后，女性與領導力依然是熱點話題。
我在《哈佛商業評論》網站上發表了一篇博文，參與這場辯論。這篇名為“The Abiding Tyranny of the Male Model—A Manifesto”的長篇大論，抨擊了如今阻礙大多數女性擔任高層職務的壟斷系統。這方面的數據令人沮喪。盡管女權運動進展顯著，但迄今為止，在領導力方面，女性的地位仍然遠遠落后。
桑德伯格與斯勞特之間的論戰已日漸明朗，可奇怪的是，女性難以升至高位的原因依然撲朔迷離。其實對于這些原因，我們多少還算是心中有數，但我們并不知道究竟哪一條才稱得上是罪魁禍首。是工作場所的性質？是女性自身的問題？還是男性的過錯？是因為女性要照顧稚齡幼子和年邁雙親嗎？是源于美國公共政策的缺陷嗎？抑或是領導風格的差異所致？
如今，人們普遍承認女性的領導風格與男性截然不同，而且理應如此。這個命題的論據雖然并不充分，但它并未妨礙一種傳統觀點走向成熟，即認為在行使權力、權威，發揮影響力方面，女性是有別于男性的。
即使是現在，人們也認為并希望女性領導者更傾向于合作，而男性則傾向于命令。研究人員愛麗絲·伊格利（Alice Eagly）和琳達·卡利（Linda Carli）寫道：男性具有較強的主觀能動性——他們往往會表現出比女性更強的野心、自信、控制欲和決斷力。這意味著什么呢？這意味著同女性相比，男性的領導特質或許表現得更為明顯。
不過，有一點卻頗為諷刺：人們一方面強烈要求男性領導者向女性領導者學習（多一些關愛，多一些社群精神），另一方面又希望女性領導者能努力效仿男性領導者（更加果斷地下達命令）。大多數領導力方面的著作都證實了這種轉變，指出領導風格已然發生變化，或者說應該有所改變。如今，人們都希望領導者能與員工打成一片，而不是孤傲離群，要成為團隊中的一分子，而不是高高在上的領導。諸如團隊、網絡、參與、授權、合作以及扁平化層級之類的詞匯，都證明如今領導者的權力和權威已明顯下降，因此必然要更加依賴影響力。
由此，我提出了自己的主要觀點：將男女兩性的長處相結合，通過發揮影響力，而不是行使權力和權威來領導。這種領導風格具有顯著優勢，因此，我建議女性尋找一條折衷之道，既不要過于硬朗陽剛，惹人反感，也不要因優柔寡斷而影響效率。而男性則應該減少命令和控制的方式，就算做不到親切溫柔，也要廣結人脈、積極合作。
領導力日益與中性風格劃等號。高效的男性領導者應該添加一些柔和的特質（向女性學習有助于社交的素質，例如敏感，熱情和善解人意），而高效的女性領導者則要稍微強硬一些（多一點陽剛氣質，例如控制和力量）——這些都證明，領導與追隨的理念都是因時而異的。
芭芭拉·凱勒曼，在哈佛大學《婦女政策研究》（Women's Policy Journal of Harvard）雜志上發表過The End of Leadership和Leading Androgynously兩篇文章。
本文原載于《卓越領導》（Leadership Excellence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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