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譽，是一個人的立身之本，也是一個國家的立國之本；如果一個人對承諾過的事情，總是推三阻四，找借口，不守時守事，他一定是個不守信譽的人；如果一個國家朝令夕改，有令不行，那么這個國家也是不守信譽的。
國家是一個團體形象，影響國家形象最大的，就是國家的元首領導人等。國家的信譽主要看領導的信譽，領導有信譽，則國家有信譽，領導信譽喪失，則國家喪失信譽。企業也是一樣的，企業的信譽看老板，老板有則有，老板無則無。信譽最關鍵的是兌現承諾。讓我們看看秦孝公和商鞅是如何兌現承諾的。
公元前361年，秦國的新君秦孝公即位。他下決心發憤圖強，首先搜羅人才。他下了一道命令，說：“不論是秦國人或者外來的客人，誰要是能想辦法使秦國富強起來的，就封他做官。”
秦孝公這樣一號召，果然吸引了不少有才干的人。有一個衛國的貴族公孫鞅（就是后來的商鞅），在衛國得不到重用，跑到秦國，托人引見，得到秦孝公的接見。
商鞅對秦孝公說：“一個國家要富強，必須注意農業，獎勵將士；要打算把國家治好，必須有賞有罰。有賞有罰，朝廷有了威信，一切改革也就容易進行了。”
秦孝公完全同意商鞅的主張。可是秦國的一些貴族和大臣卻竭力反對。秦孝公一看反對的人這么多，自己剛剛即位，怕鬧出亂子來，就把改革的事暫時擱了下來。
過了兩年，秦孝公的君位坐穩了，就拜商鞅為左庶長（秦國的官名），說：“從今天起，改革制度的事全由左庶長拿主意。”
商鞅起草了一個改革的法令，但是怕老百姓不信任他，不按照新法令去做。就先叫人在都城的南門豎了一根三丈高的木頭，下命令說：“誰能把這根木頭扛到北門去的，就賞十兩金子。”
不一會，南門口圍了一大堆人，大家議論紛紛。有的說：“這根木頭誰都拿得動，哪兒用得著十兩賞金？”有的說：“這大概是左庶長開玩笑吧。”
大伙兒你瞧我，我瞧你，就是沒有一個敢上去扛木頭的。
商鞅知道老百姓還不相信他下的命令，就把賞金提到五十兩。沒有想到賞金越高，看熱鬧的人越覺得不近情理，仍舊沒人敢去扛。
正在大伙兒議論紛紛的時候，人群中有一個人跑出來，說：“我來試試。”他說著，真的把木頭扛起來就走，一直搬到北門。
商鞅立刻派人傳出話來，賞給扛木頭的人五十兩黃澄澄的金子，一分也沒少。
這件事立即傳了開去，一下子轟動了秦國。老百姓說：
“左庶長的命令不含糊。”
商鞅知道，他的命令已經起了作用，就把他起草的新法令公布了出去。新法令賞罰分明，規定官職的大小和爵位的高低以打仗立功為標準。貴族沒有軍功的就沒有爵位；多生產糧食和布帛的，免除官差；凡是因為懶惰而貧窮的，連同妻子兒女都罰做官府的奴婢。
秦國自從商鞅變法以后，農業生產增加了，軍事力量也強大了。不久，秦國進攻魏國的西部，從河西打到河東，把魏國的都城安邑也打了下來。
公元前350年，商鞅又實行了第二次改革，改革的主要內容是：
一、廢井田，開阡陌（阡陌就是田間的大路）。秦國把這些寬闊的阡陌鏟平，也種上莊稼，還把以前作為劃分疆界用的土堆、荒地、樹林、溝地等，也開墾起來。誰開墾荒地，就歸誰所有。土地可以買賣。
二、建立縣的組織，把市鎮和鄉村合并起來，組織成縣，由國家派官吏直接管理。這樣，中央政權的權力更集中了。
三、遷都咸陽。為了便于向東發展，把國都從原來的雍城（今陜西鳳翔縣）遷移到渭河北面的咸陽（今陜西咸陽市東北）。
這樣大規模的改革，當然要引起激烈的斗爭。許多貴族、大臣都反對新法。有一次，秦國的太子犯了法。商鞅對秦孝公說：“國家的法令必須上下一律遵守。要是上頭的人不能遵守，下面的人就不信任朝廷了。太子犯法，他的師傅應當受罰。”
結果，商鞅把太子的兩個師傅公子虛和公孫賈都辦了罪，一個割掉了鼻子，一個在臉上刺上字。這一來，一些貴族、大臣都不敢觸犯新法了。
這樣過了十年，秦國果然越來越富強，周天子打發使者送祭肉來給秦孝公，封他為“方伯”，中原的諸侯國也紛紛向秦國道賀。魏國不得不割讓河西土地，把國都遷到大梁。
君子曰：“一言既出，駟馬難追！”這是對承諾兌現的最好詮釋。就是說不要輕言妄加承諾，只要承諾了就一定要辦到，沒有任何理由和借口。
一般來說，信譽是在“承諾”的基礎上建立的，沒有承諾，就沒有信譽。例如：一個人從來就不借別人的錢，也不用還錢，那他就沒有“信譽”。如果一個人從來就沒有承諾過，他也不用去兌現承諾，這個人在眾人的眼里一般是沒有信譽的。
如果你向別人借了錢，并且又按時按量還給了別人，那么你就是有信譽。銀行的信用貸款，就是這個例子。
一句話：“信譽是‘欠’，但是必須得兌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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