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IBM首先提出智慧地球的概念以來，以智慧城市為代表的科技概念,向人們描繪了科技未來的強大魅力，通過大數據和云計算等先進技術，優化整合城市各類資源，再融合互聯網、物聯網、人工智能等新技術，城市和城市里冷冰冰的物件都變得智慧起來。智慧交通、智慧醫療、智慧教育……“智慧”無處不在，將這些創新點結合起來，就會發現各種各樣的智慧產業組合成龐大的智慧經濟。

      在我看來，智慧經濟是數字經濟中最有價值的部分或者說層次。IBM所提出的智慧地球以及后來業界形成的智慧城市、智慧園區乃至各種智慧產業的解決方案，無一不是要依賴不斷發展中的各種數字技術為基礎的，而反觀我國各地政府近十年以智慧的名義所建設眾多系統，雖然投入了巨大資金，也用到了互聯網、物聯網、云計算等先進數字技術工具，可是相當數量的項目并沒有發揮預期的作用，根據筆者的相關工作經驗和觀察，很多所謂智慧項目開始建設之前并沒有明確為什么，也沒有認真規劃要做什么，建設方案只是羅列了要采購一大堆數字技術裝備，有些地方在財政收入有限，公務員和教師工資發放都困難的情況下，卻花幾千萬上億建設什么大數據云平臺，建成后卻不知道給誰用和怎么用，一天也沒有對公眾開放過，主管領導甚至讓保安把入口都釘死了，這些昂貴數字資產剛建成就這樣無限期地封存“保護”起來了。這些嚴重名不符實的智慧化項目淪為了瓜分財政資金的數字化蛋糕，對于提供產品和技術供給的數字技術廠商來說，他們更關心的是可以多賣設備，至于是不是都用得上，用得好，他們是不關心的。這些項目所產生的GDP不但無法成為智慧經濟的一部分，甚至對于發展數字經濟來說也是飲鳩止渴的毒藥，這種業績越大越反動，如果把這些大投入和零效果的項目都如實公布出來，老百姓不氣炸了才怪呢！

      由此看來，今天我們只強調片面的數字經濟GDP的增長規模，而不強調其智慧經濟的內涵品質要求，不但不能有效完成我國推動高質量增長的戰略目標，甚至很可能演變成為一場新的浮夸風盛行的數字化大躍進運動，給中國經濟的發展帶來巨大的傷害和負面沖擊！那么，什么是智慧經濟呢？一句話，它是在物質資本和技術要素高度發達的基礎上，勞動者的智慧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決定性因素的一個經濟發展階段。過去相當長一段時期也曾經被稱呼為知識經濟，聯合國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1996年發布的報告中對知識經濟是這樣定義的：知識經濟是建立在知識和信息的生產、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經濟。而在今天這樣一個數字技術高度滲透經濟活動方方面面的歷史階段，知識正以數據驅動和數據應用為主要方式和形態發揮其在經濟活動中的巨大價值，但是如前所述，筆者并不認為數字化技術自身就等于或者能完全代表智慧經濟，先進技術只是生產工具，即使在人工智能淘汰人類工作崗位甚囂塵上的今天，我們更加要強調的是人的思想與智慧與這些技術工具的融合運用，人的思想還是“智慧經濟”的核心和創造價值的根本。以創意-創新-創造-創業為核心、本質與靈魂的智慧經濟還是靠發揮人的聰明才智而形成的創新驅動型經濟，智慧經濟為創新賦予新的含義，在數字經濟時代，無創意即無真正的創新，無創新也無真正的創業（形成新商業模式），無創業也就無企業在數字經濟新時代的生存與發展。

     政府主導推動數字經濟基礎設施的建設是必要的，但這些基礎設施只是扮演了舞臺或者高速公路的角色，如果舞臺上沒有演員的表演，公路上沒有跑車，這些基礎設施也就沒有作用了，如果說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是一場大戲，只有舞臺沒有演員甚至沒有劇本毫無疑問是不可接受的，而政府同時扮演了這場大戲的舞臺建設者和總導演角色，既要考慮舞臺也要考慮劇本就顯得責無旁貸了，當然唱戲應該交給企業和老百姓，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天互聯網+知識經濟生產條件下，消費者越來越多把自己的想法和創意融入到所需要商品的創造和制造過程之中，可以說發揮自身創意高度參與滿足自身消費需求的生產創造活動也將成為廣大老百姓追求高品質生活的一種不可或缺的剛性需求，創造性勞動普遍成為人類第一需求的共產主義預言也能在智慧經濟發展中看到一些端倪。

      智慧經濟由國民創新體系與國民創業體系組成，互聯網+數字化的國民創新體系與國民創業體系使創新驅動由一種知識經濟增長新方式上升為新常態，要怎樣把我國經濟推動到智慧經濟形態呢？這里可能引發一個話題，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已經指出了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基礎。為什么政府還要在智慧經濟中還要扮演總導演和舞臺建設者這么主導的角色？這恰恰是中國國情對于政府在中國經濟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跨越關口的迫切要求。無須諱言，這么多年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是在黨和政府堅強領導下所取得的，這樣一種國民經濟發展的思維定勢并不可能在短時間消除，盡管近幾年已經掀起的大眾創新萬眾創業的浪潮，而我國的國民素質和絕大部分企業的發展水平和智慧經濟的創新驅動要求還有相當大的差距，而且如果沒有高經濟價值的知識和數據資源通過互聯網的自由流動，個人或者單個企業的創新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并無法形成推動智慧經濟發展的社會合力，這并不是簡單丟給市場可以解決的，而互聯網企業由于其私利性本質，也不可能在大數據資源層面做大公無私的公益行為，大數據自身并不能有效消除科斯(Ronald H. Coase)在1937年就已經指出的自由市場所存在的交易成本。事實上，今天雙創中所依賴的大量環境性和公眾性大數據資源也只有政府有能力完成大規模的采集和治理，政府數據代表了市場化數據非常稀缺的公信力和權威性，沒有公信力的數據資源是不可能得到市場主體的廣泛的接受和認可的，基于大數據的多方協作也就難以高效進行，也就無法真正激發廣大市場主體開展創新創業的活力和潛力。

      從這個意義上，當前的數字政府建設工作對于智慧經濟來說是奠基性的，數字政府建設和運營的大量的數據資源和與之配套的技術手段，是智慧經濟創新驅動的產業發展和市場活動的舞臺，與數據政府建設同步的還有這些政府公共數字資產的技術開源和數據開放工作，這些動用公共財政建設的數字資產，本質上也應該是全民所有的，排除小部分出于國家安全和個人隱私保護原因，大部分數字政府投資建設成果的技術開源和數據開放，是這些數字資產全民所有的直接體現。

     而更為重要的是，數字政府建設讓廣大企業看到政府對創新與變革鮮明態度，也必然掀起企業通過數字化轉型投入創新創業的新高潮，政府自己行動起來做出表率寫好數字方案的劇本，才能做好國民經濟高質量發展大戲的總導演。

(本稿完成與2019年4月13日，如需引用請注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