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我在英國皇家軍事科學院學習時，第一周要選兩名學員介紹各自國家的基本狀況，包括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國防建設等等，選誰不選誰，由抽簽決定。
抽簽的結果，我被排在第一。我記得清清楚楚那是個星期三的下午。
面對那些投過來的興奮目光，我知道大家感興趣的不僅因為我是第一個發言者，更因為我要介紹的是一個與他們國家完全不同的國家。班里的30名軍官來自東歐、西歐、中東、南美、東亞及南亞26個國家，其中的社會主義國家只有中國。他們很想聽聽中國軍官如何闡釋自己國家的社會制度。
好心人勸我回避難點。捷克軍官米洛斯·羅德維爾悄聲對我說：“何必真按要求講，特別是一定不要按泰勒教授說的講什么‘意識形態及其存在理由’。規定時間有限，講一下國家人口、自然面貌、物產和風土人情時間就到了。政治問題你可以繞開。”我明白羅德維爾中校的好心。我也明白發言時間規定15分鐘有空子可鉆。中國這樣一個大國，歷史文化悠久，現實成就醒目，只要把眾多圖片堆上去，把眾多數據列出來，就足可以讓人眼花繚亂、把時間填滿了。
但我更知道其他人的期待。很多學員最大的期待恰恰是要我在有限時間內，講清楚中國與他們國家大不一樣的“政治性問題”：為什么要共產黨的領導？為什么要選擇社會主義制度？為什么要信仰馬克思主義？
只有星期三和星期四兩個晚上準備。那兩個晚上，我分別只睡了3個小時和2個小時。星期五上午站在講臺上，我選擇最簡明直觀、哪怕對中國一無所知的人也能夠聽明白的百年對比，回答那些“為什么”：
整整100年前的1900年，中國是一個跌倒的巨人，被八國聯軍侵略，庚子賠款4.5億兩白銀，任東西方列強掠奪、凌辱；整整100年后的2000年，中國是一個屹立于世界東方的巨人，獨立自主，繁榮昌盛，鋼鐵、煤炭、水泥、化肥、電視機等工業產品的產量以及谷物、肉類、棉花、花生、油菜籽等農產品的產量都居世界第一位,外匯儲備為世界第二。鄧小平提出2000年中國經濟“翻兩番”的目標1995年已經提前實現。中國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強大。
我反問一句：從1900年到2000年，連接中國百年天翻地覆、蒼海桑田的是什么？是馬克思主義改變了中國，是共產黨改變了中國，是社會主義改變了中國。中國人民歷經千難萬險，終于找到了救國之路和發展之路。
臺下非常安靜。我依然清楚記得那一張張全神貫注聆聽的面孔。這些面孔有黑色的，有黃色的，也有白色的。雖然他們生活在與我們不一樣的社會制度中，但他們的國家很多有與中國類似的命運。當你不繞彎、不躲閃、單刀直入用一目了然的事實說話的時候，他們不但理解了你要表達的意思，而且開始從你的悲歡中體味他們的悲歡。最初被認為是“敏感的政治問題”在國家命運與民族命運的交織之中，變為如何根據本國國情尋找擺脫貧窮、落后、戰亂、被掠奪與被肢解命運的道路，如何真正完成國家獨立和民族振興。
對這15分鐘發言，全場報以熱烈掌聲。
這次經歷深深印入我的腦海。還有什么比事實更具說服力呢？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大英帝國憑借16條軍艦、4000名陸軍就能迫使滿清政府簽訂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1.8萬人的英軍、7200人的法軍就長驅直入中國首都殺人放火，將圓明園付之一炬。1894年甲午戰爭失敗，一紙《馬關條約》不但開出了空前的割地賠款，更使大清王朝經營30年以圖通過“洋務運動”獲得發展的美夢徹底破滅。當救中國和發展中國這兩大命題清政府一個也完成不了的時候，它本身就變成了中華民族實現自身利益的第一道障礙。一個一而再、再而三喪權辱國的政權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加速自己的覆滅。正因如此，一個文弱的孫中山也能振臂一呼、云集大眾，令延續2700余年的封建制度在中國轟然倒塌。
推翻清朝創立民國，但舊中國那種隨意被踢開國門、東西方列強隨時可進來燒殺搶掠的現象并未因辛亥革命而結束。北洋軍閥主政下的中國雖然作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勝國出席巴黎和會，但就在人們歡呼“公理戰勝強權”的興奮時刻，英、美、法、意、日“五強”操縱的巴黎和會竟然將戰敗國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權益全盤轉讓給了日本。“五四”運動發生了。北洋政府在轟轟烈烈的北伐運動中倒臺了。民國政府又先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中丟掉了東北，后在1937年“七七”事變中丟掉了華北。至于為何日本關東軍以1.9萬人的兵力就敢面對19萬人的東北軍發動“九一八”事變、日本華北駐屯軍以8400人的兵力就敢對10余萬人兵力的29軍發動“七七”事變，除了“攘外必先安內”，也難再作出其他解釋。
百年中國的政治舞臺，各種力量熙熙攘攘、來來往往，都不乏機會走到前臺現身表演，有誰能夠救中國于水火？在守護民族利益和捍衛國家安全面前，這些政治力量是多么的衰落和軟弱，而這種衰落與軟弱又在招致多么巨大的災難。100多年來的這些教訓一個比一個慘痛、一個比一個沉重。
從這些無窮無盡災難中走出來的中國共產黨人以其震驚中外的艱苦卓絕奮斗向世界證明：只有共產黨能夠救中國。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前夕說：“中國必須獨立，中國必須解放，中國的事情必須由中國人民自己作主張，自己來處理，不容許任何帝國主義國家再有一絲一毫的干涉。”這既是共產黨人的堅強決心，又是共產黨人的堅決行動。新中國誕生，標志著東西方列強憑借堅船利炮就可轟開中國國門肆意掠奪的時代一去不返。
但有些人并不相信。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新中國發出一次次警告，哪一次被傲氣十足的遠東美軍總司令麥克阿瑟放在眼里。仁川登陸之后，他之所以敢于下令向“三八線”以北全力挺進，就依據一條堅信不移的結論：中國不會出兵。至于麥克阿瑟為什么錯誤地得出這個結論，那是因為舊中國虛弱之至、衰落之至、一碰就垮、一推就倒的形象成為其頭腦中反復疊現的參照。這個深刻的印象對于推動美國戰爭決策者不顧新中國警告而實行占領全朝鮮的決定，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正是從這個角度，我們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在歷史的考驗面前，中國共產黨人不但敢于向國內一切腐朽的舊勢力宣戰，而且敢于作出揮師入朝作戰的壯舉。100多年來，在國家安全面臨重大威脅面前，中華民族第一次不再妥協退讓，而是堅決抗爭。就是通過這個事實，全世界才真正清楚認識毛澤東那句話：“中國人從此站起來了。”100多年來所有政治力量當中，只有中國共產黨人能夠做到堅決有效地捍衛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中華民族對今天中國政治制度的選擇是對自己根本利益的選擇。
在英國皇家軍事科學院的講臺上，與其說我在解釋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合理性，不如說我在講述中國的命運和中華民族的命運。從更大范圍看，救亡與發展這兩大命題決不僅僅屬于中國。那天下課后，菲律賓的加維爾上校在課堂外面的草坪邊等我，一定要與我合影留念。印度海軍中校卡夫打聽到我的房間號碼，晚上專門趕來，送給我一條印度海軍的領帶。他說他們國家的社會制度與我們不同，他覺得我們比他們幸運。匈牙利的斯潘克斯上校第二天邀我到學院的簡易酒吧坐了很長時間，聊了很長時間，告訴我他的叔叔曾經是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成員，1956年后移居國外，現在看見匈牙利的狀況，也不想回來了。他最后說：雖然我國已經不是社會主義國家了，但我相信你們一定能夠取得成功。
與他們相比，我們確實值得慶幸。歷史對中國是嚴峻的，也是寬厚的。在付出了巨大代價之后，中國終于找到了實現救亡、發展與民族振興的道路，只有加倍珍惜，只有加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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