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敘述歷史時，用善意來解釋歷史人物的正當行為，比用惡意來揣摩出別人的陰暗動機更有利于建立對善的信仰，更利于鼓勵人們道德向善。
三家分晉是中國歷史上的大敘事，很多人甚至以此劃定春秋與戰(zhàn)國的分野，即使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其記事年月選定公元前403年，追索下來，其實也和這件大事有關。
但是，有些時候，大敘事未必有意義，有意義的，往往是一些被大敘事淹沒的小故事。
偉大的歷史學家與平庸的歷史學家的區(qū)別，往往就在于：他們可能更為關注歷史的一些小細節(jié)，并從中發(fā)現(xiàn)價值。
比如，在三家分晉這樣的大敘事里，還有一個小故事，其意義非同尋常，啟迪后世更為深遠。
大敘事中的小故事
那就是豫讓刺趙襄子的故事。
豫讓的，原先是范氏、中行氏的家臣。范氏、中行氏被智伯滅了后，他投奔了智伯。按說，這也不是一個忠心耿耿的人，但是，有意思的是，智伯被趙襄子滅了后，他一定要找趙襄子報仇。
他的思想是：“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他覺得智伯是他的知己。于是，他改名易姓，假裝成一個受刑服役的人，到趙襄子家做清潔工，負責廁所衛(wèi)生，伺機刺殺趙襄子。趙襄子上廁所，看到豫讓，大概是豫讓的動作眼神透著一股殺氣，趙襄子第六感覺感知到了，馬上讓衛(wèi)隊抓住豫讓，一搜，在他身上搜出了匕首，一審，是智伯的家臣豫讓。一問，豫讓也不含糊，痛痛快快承認：“我就是要為智伯報仇！”
趙襄子手下的人要殺了豫讓，趙襄子倒有了新的想法。他說：“這是一個義士。義士怎么能夠殺掉呢，他要殺我，我以后小心謹慎避開他就是了。智伯家族被滅了，沒有后人，他為智伯報仇，并不會有人酬勞他，在這樣的情況下，他還這樣做，這是天下的賢人啊。放了他！”
趙襄子這個人有政治頭腦。殺一個被抓獲的刺客，容易；放一個被抓獲的刺客，難。但他做到了。有人說，他這樣做是為了鼓勵他自己的手下，也要像豫讓對智伯一樣忠心，這當然不能說不是，但是，我覺得，我們?yōu)槭裁纯偸且獜年幇档囊幻鎭泶Ф热诵哪兀课覀優(yōu)槭裁淳筒荒軓恼妗⒐饷鞯囊幻鎭泶Ф热诵哪兀吭谶@里，我就愿意理解為：趙襄子是被豫讓的這種忠義精神感動了，對這樣忠義的人，他有了敬意，不愿意殺他。
在敘述歷史時，用善意來解釋歷史人物的正當行為，比用惡意來揣摩出別人的陰暗動機更有利于建立對善的信仰，更利于鼓勵人們道德向善。相反，糟踐歷史人物的道德記錄，貶低民族歷史的道德水準，不僅顯示出歷史敘述者自我心理的陰暗，價值觀念的淡漠，更糟糕的是：導致人們的道德絕望。
豫讓被放走了，但是，他并沒有放棄。為了能夠接近趙襄子，刺殺他，這次他不僅改名易姓，還改變了自己的容貌。那時代沒有整容術(shù)，他也沒有錢去整容店整容。不能整容，他就毀容：他剃掉眉毛胡子，用漆涂抹自己的身體，使身體腐爛生瘡，最后，整個人都完全變形了，然后，他回到自己家門口，假裝乞討，他妻子不認識他了，但是，卻聽出了他的聲音。于是，他又吞下木炭，弄壞了自己的嗓子，聲音也變了—— 沒有人認識他了。
他的朋友很同情他，卻覺得他的做法很傻。說：“你要刺殺襄子，何必這樣糟踐自己？更何況這樣糟踐自己，也未必就能成功地接近襄子。你這樣做，說你有志向行，說你有智慧不行。其實，你完全可以投奔襄子，以你的才干，好好侍奉襄子，襄子一定親近你。等到他信任你、親近你了，你再下手，不就很容易了嗎？你做事為什么從難不從易呢？”
這涉及到一個問題：豫讓為什么要為智伯報仇殺趙襄子？
道德的悖論
如果他沒有是非，只有簡單的愚忠思想，他的目的僅僅是為智伯報仇，殺襄子，他朋友的建議是一個很好的建議。在中國后來的歷史上，這樣先騙取對方信任，然后再殺害對方的事，不但經(jīng)常發(fā)生，還一再被人們追捧。
但是，人們忘了，這樣的手段，是否于一般為人的道德相違背？
為了實現(xiàn)自己的道德目標，是否可以采用不道德的手段？
報仇的前提是：別人不義。
假如我們報仇的手段是先陷自己于不義，然后去殺不義的人，這在邏輯上就已經(jīng)否定了報仇行為的正當性。
我們來看看豫讓的回答：
豫讓笑著回答道：“你這種思路，是為了前一個知己去害后一個知己，為了前一個主人去殺后一個主人。結(jié)果恰恰是害知己殺主人，不是忠于主人。這不僅報仇的道德根據(jù)沒有了，還犯下大罪。我之所以要報仇，目的不是為了一個人，而是為了一種君臣之義，為了一種為人之道。照你這樣做，恰恰是違背了君臣之義，為人之道。違背了君臣之義，為人之道的人，還有什么資格去殺人報仇？所以，我從難不從易，就是不愿損害道義，并讓天下那些沒有道義的人感到慚愧。”
豫讓和友人的對話，揭示了一個大問題：為了踐行君臣之義，為人之道，豫讓必須殺人報仇；可是，為了殺人報仇，豫讓必須先違背君臣之義，為人之道。這是歷史與現(xiàn)實中常見的“道德悖論”。
這種悖論可以這樣表述：為了某種道德目標的實現(xiàn)，必須采取不道德之手段。結(jié)果就是：成功就不能成仁，成仁就不能成功。
無數(shù)人在這一道德怪圈前迷失了自己，并造成了無數(shù)人間悲劇和道德墮落。其實，人們忘了，手段才是道德之源，而目標只是道德之流。手段的不道德，將污染道德的整個河流，使得道德的目標之流也同樣變味腐爛。一個追求道德目標的人，也因此墮落為不道德的人。
其實，壞人往往不是由于一個壞的目標造成的，而是一些壞的手段造成的。想發(fā)財，不是壞人，用侵占不當財產(chǎn)的方式發(fā)財才是壞人；利己不是壞，損人以利己才是壞。
同樣，判斷一個人是否好人，往往也不是看他有無實現(xiàn)某種道德目標，恰恰相反，常常倒是看他采取何種手段來實現(xiàn)他的目標。假如他因為不屑于采取不道德之手段，而最終失敗，他也仍然是好人。
豫讓，如果僅僅看他的事業(yè)，也就是刺殺趙襄子并失敗喪命。可是，為什么《戰(zhàn)國策·趙策一》、《呂氏春秋·恃君》和司馬遷的《史記》都要把他記載入史讓他彪炳史冊？
不是因為他做了什么事，而是因為他做事的方法。
豫讓之讓后人尊敬，不是因為他報仇成功，而是因為他報仇成仁。
豫讓看到了上述的道德悖論，并敢于用自己的失敗來超越這樣的道德悖論，從而不僅超越了無數(shù)為了所謂道德目標而不擇手段的人，更實現(xiàn)了自我的精神超越。殺趙襄子，他失敗了，可是，殺趙襄子也是一種手段，他的真正目標是弘揚君臣之義，為人之道，就這一目標而言，他恰恰成功了。
在豫讓對刺殺趙襄子手段的“從難不從易”的取舍里，司馬遷等歷史學家看到了一種值得肯定的價值。
歷史學家的眼光和良知，就是超越成敗論英雄，而是從歷史細節(jié)中去挖掘人性中的美和善，為人類的歷史積累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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