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生長于中國社會土壤，形成于革命、建設、改革長期實踐，是植根中華歷史文化傳統、吸收借鑒人類制度文明有益成果豐富起來的，不僅保障了我國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的奇跡，也為多元文明共生并進的人類社會發展增添更多色調、更多范式、更多選擇。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從13個方面系統總結和深刻闡述了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顯著優勢，緊緊圍繞“堅持和鞏固什么” “完善和發展什么”，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舉措，提出了把新時代改革開放推向前進的根本要求，是我們堅定“四個自信”的基本依據。
內容摘要：中國道路的成功有許多的制度性支撐，人民民主的制度性安排是其中一個重要方面。一切權力來自人民，人人享有依法行使權利和民主監督的權利；民主不僅僅表現在政治選舉上，而是體現在經濟、文化、社會方方面面；重大立法重大決策都是依照程序、經過民主醞釀，通過科學決策、民主決策產生的。人民民主這些巨大優越性，能夠最大限度地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最大限度地凝聚民智，有利于凝聚共識、形成合力，保障中國取得巨大成就和持續穩健前行。
中國道路的成功不是偶然性的“奇跡”，而是合乎歷史發展規律的必然的合理結果。中國道路是獨特的，又是具有普遍的世界意義的。中國道路的成功，在現實性上是與中國人民的勤奮勞動、創造性工作，與各級領導干部忘我的工作是分不開的，也是與黨和政府實事求是地適時地制定政策分不開的。然而，除了這些現實的原因，從長時段或深層次的意義上，中國道路肯定有更深的制度性原因。只有好的制度，才能說明中國人民為什么愿意這樣持續奮斗；只有好的制度，才能保持政策的順利實施和不斷完善。中國道路的成功有許許多多的制度性支撐，人民民主的制度性安排是其中一個重要方面。
顯而易見，中國道路具有特殊的文明和民族特征。中國的民主制度有著深厚的文化根基。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深層文化是建立在一種關系性的形而上的思考基礎上的，而不是像西方文化那樣建立在某種單一實體性的“始基”、“本源”或單一的“神”之上的。在西方，作為絕對的基礎或創造者，真理是巴門尼德式的“一”，沒有給討論留下協商的空間。中國古代（如商朝）也曾經有“帝”和“天”的存在，但是在中國，“天”也好，“帝”也罷，并不是萬能的創造者和支配者，實際上是一種統治關系的象征，與民眾有著互動的關系，這是一種非常微妙的相互依存關系。“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帝”或“天”的統轄力量是建立在與人的關聯之中的，這種關聯就構成中國文明社會治理的互動協商性質。正因為如此，歐洲啟蒙運動前期伏爾泰等人曾經以理想化的中國“開明君主”與專制獨裁的西方君王相比，從而啟動了歐洲民主改革的歷史進程。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中國的文化傳統是更加民主的傳統。
中國進一步把這種文化傳統進行了創造性顛覆或轉換，權力的基礎和起點不再是“天”，而是“人民”。或者說，人民已經占居了“天”的邏輯位置，政府必須根據人民的意愿而行政。人民的需要是政府行政的起點，而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成為政府追求的目標。可以說，人民答應不答應、人民喜歡不喜歡、人民滿意不滿意成為衡量和評價政府行政的標準。
2019年11月2日，總書記到上海長寧區虹橋街道古北市民中心，考察社區治理和服務情況。他強調，我們走的是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人民民主是一種全過程的民主，所有的重大立法決策都是依照程序、經過民主醞釀，通過科學決策、民主決策產生的。在這里，“全過程的民主”準確地表達了中國人民民主的實質和追求。
從民主的主體上說，中國的民主是一切權力來自人民，而且人人都有享有依法行使權利和民主監督的權利。中國的民主就是人人參與、人人盡力、人人享有。另一方面，中國的民主又是在黨的統一領導下展開的，民主集中制保障了高效率。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保證人民當家作主，體現人民共同意志，維護人民合法權益，是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本質屬性，也是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有效運行、充滿活力的根本所在。
從民主的范圍上說，中國的民主不僅僅表現在政治選舉上，而是體現在經濟、文化、社會方方面面。中國的民主不僅是政治選舉時的民主，還有微觀工作和日常生活中的民主。可以說中國人民在工作崗位上充分享有民主；譬如，我過去做過校長，每年都要向教代會匯報工作，而且接受教代會代表的咨詢和評價。有些國家的人民是有投票權，但是投完票還能做啥呢？
從民主的環節上講，中國所有的重大立法決策都是依照程序、經過民主醞釀，通過科學決策、民主決策產生的。譬如，2015年北京市在制定“十三五”規劃時參與討論和提出建議的人就達兩萬多人。在中國，出臺任何政策，都要經過反復論證，而且往往還在局部做試驗，看看還存在什么問題，群眾反映如何，這樣才能逐步推開。正如國外觀察者指出的：“中國經濟活力背后的真正秘密是‘引導創變’，即中央政府政策引導地方政策試驗。”中國的全過程民主是實實在在的制度性安排。
正是這種全過程的民主制度保障了中國道路的成功。首先，這種制度能夠最大限度地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中國道路就是億萬中國人民齊心合力奮斗出來的。中國的成功不是其他人的恩賜，而是中國人民艱苦奮斗的結果。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社會發展所依靠的應該是“行動著的群眾”。“歷史活動是群眾的活動，隨著歷史活動的深入，必將是群眾隊伍的擴大。”這就是中國人常說的，“民齊者強”“上下同欲者勝”。人民群眾為什么愿意奮斗？因為制度保障了人民的權利。
其次，這種全過程的民主制度最大限度地凝聚了民智。中國人過去就常說，“三個臭皮匠勝過諸葛亮”。億萬群眾的智慧當然是非常可觀的智慧海洋。每個人都發揮主動性、創造性的時候，不僅有許多的新點子出現，而且還會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失誤。中國道路的成功就在于人民群眾的創造力得到了充分發揮和施展。
第三，這種全過程的民主制度可以避免政黨惡斗式的對抗性競爭，從而能夠實現選賢與能和事業的連續性。西式民主是非此即彼的，而中國的民主是在所有選項中選擇最佳的方案。西式民主讓不同的黨派相互對立，為攫取權力而相互掣肘。中國的協商民主則集中力量辦大事。在選擇領導人時亦是如此，西方是按黨派，而中國是在協商過程中選擇最有經驗和能力的人。因此，西班牙的比埃托·魯維多在《阿貝賽報》撰文指出：“任人唯賢的制度使得只有最優秀的人才能到執政黨權力金字塔的最高層。”
最后，這種全過程的民主制度有利于凝聚共識、形成合力，即凝聚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磅礴力量。社會治理從不是單方面的行動，而是所有相關主體通過有效整合而形成合力的過程，只有建成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才能實現社會的和諧穩定文明，繼而實現國家的發展繁榮富強。
總之，中國道路和中國制度都是中國歷史傳統和現實社會的產物。中國制度是適合中國實際的，中國道路的成功足以證明中國制度的顯著優勢。履不必同，期于適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新時代，我們必須堅持和完善人民當家作主制度體系，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進一步提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繼續探索符合中國實際國情社情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治理之路，實現人民民主的自我完善、自我發展，推陳出新、穩中有進，使全社會在保持秩序井然的同時更加充滿生機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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