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黃炎培的“延安對”

1945年7月，為鞏固民主團結、促成國共談判，黃炎培等6名國民參政員造訪延安。雖然只有5天時間，但中共領導人的樸實穩重，紅色延安的民主祥和，讓黃炎培不禁感慨：“延安五日中間所看到的，當然是距離我理想相當近的。”

期間，同志問黃炎培有什么感想。黃炎培坦率地說：“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

同志的回答

干脆果斷

：“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

。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在黃炎培看來，“這話是對的”，因為“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來打破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1945年8月10日，黃炎培在重慶出版了自己著述的《延安歸來》。他在書中寫道：“我認為中共朋友最可貴的精神，倒是不斷地要好，不斷地追求進步。這種精神充分發揮出來，前途希望是無限的。”

有人勸阻他不要著書為作宣傳，以免遭受人身危險。

他說：“我只是用樸素的寫真筆法寫出所見所聞所談，決不加以渲染。確實一心一意為人民服務，事實勝于雄辯，我黃炎培不作違心之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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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革命破解歷史周期率

歷史是時刻警醒我們的一面鏡子。“歷史周期率”之問也并非沒有來由，總書記曾有過精彩點評。

比如一統天下的秦始皇，窮奢極欲、搜刮民財，最終落得富麗堂皇的阿房宮變成一片焦土，“后人哀之”；歷經“文景之治”、武帝稱雄的漢朝，最終陷入三國紛爭；創造“開元盛世”的唐明皇后期也轉為昏庸、怠于政事，史稱“侈心一萌，邪道并進”。

比如席卷天下的李自成起義軍，進了北京沉迷享樂、軍紀松弛，與清兵一擊則潰；定都天京的太平軍，進城后醉生夢死，到后期革命斗志盡失，一敗涂地。

在《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要一以貫之》這篇重要文章中，總書記深刻總結秦、漢、唐、清等封建王朝興衰更替，以及明末農民起義、晚清太平天國運動等失敗的歷史教訓，得出一個重要結論：

歷史周期率是我國歷史上封建王朝、封建政權擺脫不了的宿命。封建王朝盛極而衰、農民起義軍先勝后敗，一個共同的也是極其重要的原因，就是自己解決不了自己的問題。

中國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政黨，新中國是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國家，這同封建王朝、農民起義軍有著本質區別，不可簡單類比，但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

自我革命是破解歷史周期率的一把“鑰匙”。

一路走來，從找到“民主新路”，到堅持“兩個務必”，再到牢記“初心使命”、推進“自我革命”，一代代中國人用自我革命推動社會革命取得偉大成就，破解了舊社會舊制度導致的“歷史周期率”問題。

總書記鮮明深刻指出：“馬克思主義政黨奪取政權不容易，鞏固政權更不容易；只要馬克思主義執政黨不出問題，社會主義國家就出不了大問題，我們就能跳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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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黨自身必須始終過硬

任何一個政權，建立

不容易

，保持興旺發達、長治久安，也

不容易

。如果不自省、不警惕、不努力，再強大的政權都可能走到“霸王別姬”的窮途末路。 總書記將這個道理概括為“

四個不容易

”：功成名就時做到居安思危、保持創業初期那種勵精圖治的精神狀態不容易，執掌政權后做到節儉內斂、敬終如始不容易，承平時期嚴以治吏、防腐戒奢不容易，重大變革關頭順乎潮流、順應民心不容易。

“四個不容易”是歷史難題，也是時代課題。但惟其難解，方顯人英雄本色。

破解“四個不容易”，靠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實現黨長期執政、國家長治久安，我們黨自身必須始終過硬，像總書記要求的那樣，“敢于進行自我革命，敢于刀刃向內，敢于刮骨療傷，敢于壯士斷腕，防止禍起蕭墻”。

這就是我們黨要不斷進行自我革命的根本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