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護國家獨立、主權完整與民族團結，是近代中國在受列強侵略欺侮條件下的人民革命的首要任務，也是全國各族人民最高利益之所在。同時，也是評價執政黨和領袖人物所作貢獻的主要依據。作為中國的締造者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領袖，在近代面臨的多次中國被列強分裂的危機中，作出了巨大的歷史貢獻，集中表現在建國前后圍繞奪取政權與維護主權、反對分裂問題上的三次決策與斗爭：
第一次：1945年中國武裝進軍東北，沖破雅爾塔英美蘇秘密協定，避免了第二個“外蒙古”或蘇記黃俄“滿洲國”的出現
人們知道“二戰”勝利前夕，美英蘇三國召開的雅爾塔秘密會議，實際上是美蘇劃分戰后世界勢力范圍的會議。美國拿中國的領土與主權和蘇聯做交易，把中國的外蒙古和東北中長鐵路和旅大港為籌碼，換取蘇聯出兵，以減輕自己的犧牲，求得太平洋戰場的提前勝利。
這件事得知后很不高興。美國在中日戰爭開始時保持中立，坐山觀虎斗。日本挑起太平洋戰爭，需要中國抗日時，封中國為中美英蘇四大同盟國（G4），也成為四大首腦之一。現在抗戰勝利了，還要把中國領土割讓出去，如何向國人交待。但在美蘇交易中，也無可奈何。派宋子義、王世杰、蔣經國等與蘇聯談判，獲得斯大林三項保證：1. 蘇軍解放東北后，確保東北行政權交給國民黨政府；2. 不干涉新疆內部事務；3. 不援助中國。這三項保證對來說，倒是一筆很劃算的買賣。他上臺以后威脅他的政權與地位的，一是日本、二是。現在日本投降了，只要蘇聯不支持中國，還能存在嗎？這就去掉了他一生中最大的心病。這樣，雖然讓出了主權，但可以確保其政權了（即主權換政權）。
當時的中國，還不是一個合法的政黨。對外蒙獨立問題雖然插不上手，但對東北問題，是有資格去接受日本投降的。因為“九一八”事件后，令張學良采取“不抵抗”政策，退出東北后，是的武裝在東北堅持斗爭的。盡管當時中共并不知道蘇軍解放東北后要交給國民黨政府，但收復東北是中共“七大”就確定的方針。于是，在落實三項保證中就必然出現中國的決策與蘇聯進軍東北的糾紛，會發生南京政府與蘇聯政府的矛盾，進而影響美國與蘇聯在雅爾塔秘密協議的貫徹落實。說到底阻力就在中國。國共重慶談判就是在這背景下召開的。
重慶談判，名為國共談判，實際是三國四方的美蔣蘇三方對一方的引誘與施壓。8月14日，南京政府與蘇聯在莫斯科簽訂所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同一天，就致電，邀其到重慶談判。接著，蘇聯也敦促中國通過國共談判實現戰后“和平建國”。希望中共效仿法共，走議會道路。深知其人，經過十天考慮才答應親臨重慶談判。美國政府特派駐華大使赫爾利和國民黨張治中乘專機到延安迎接。其規格可謂高矣！
眾所周知，蘇聯勸導中國走法共道路，就是“交槍”“當官”的議會道路。國共談判的核心問題就是要不要交出人民武裝和抗日根據地。而這兩條，也是決不退讓的原則立場。
當時，“和平建國”的呼聲很高，經過八年抗戰，誰愿意再打內戰呢？但怎樣理解“和平建國”，立場不同，認識各異。一些民主黨派也勸說交出武裝，放棄根據地，有的批評是“封建割據”思想。
深知戰后國共矛盾是關系著國家民族的兩種命運、兩種前途的問題。如果按照的道路走下去，依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前途和命運，中國不可能有真正的獨立與主權。他明確地對民主黨派領導人說，要是交了槍，就沒有的地位，同樣也沒有民主黨派的地位。在重慶43天，主要時間用來同國民黨高層和民主黨派領導人交流看法，聽取意見。后經雙方作出妥協讓步，將南方新四軍各根據地撤退到北方，允許中國擁有一定武裝和根據地，從而達成“雙十和平協定”。
然而，協定歸協定，行動歸行動。其實，談判一開始，就在美國幫助下，用飛機、軍艦運兵到沿海和東北，與中國武裝展開了爭奪抗戰勝利果實的斗爭。特別在爭奪東北的斗爭中，美、蘇、國、共四方矛盾得到充分暴露。則利用矛盾，一箭雙雕，明抗美蔣，暗拒蘇聯，激活了一盤起死回生的棋。
誰都知道：兵貴神速。蘇聯于8月8日對日宣戰，8月28日赴重慶談判。8月30日第一支中國武裝出現在東北。盡管按中蘇條約，蘇聯“不援助中國”，要將東北行政權交與國民黨，但總不能禁止中國人進入中國自己的東北領土。當時蘇軍高層對中國出兵東北缺乏思想準備，而基層更不知有國共之爭，并于8月31日與我抗日聯軍一起占領了山海關。當時，美蘇之間有“蘇軍不入關、美軍不登陸”的默契。但上述行動，立即被美蔣認為是蘇聯違約支持中國搶占東北。于是美軍從9月13日開始，在青島、天津、秦皇島等地登陸，大規模為國民黨運送軍隊。接著，三國四方的矛盾立即激化，美蔣蘇戰略計劃完全破產亂套。惟中國亂中有謀，巧妙地處理了同蘇聯的關系，一方面鐵路線大中城市由蘇軍交予國民黨去接管，一方面將進入東北的部隊去占領蘇聯紅軍占領不到的中小城市與廣大農村。既讓蘇聯按中蘇條約去貫徹執行，同時也作了蘇聯撤出東北后，仍以農村包圍城市的辦法，應對國民黨挑起內戰的戰場準備。
回顧歷史可以看到，在重慶談判中如果按照美蘇對中國的要求去做，而也不顧國家和民族的長遠利益，只顧目前“和平”去“當官”，無原則地妥協退讓，像那樣“讓主權保政權”，那么，戰后的中國東北，就自然地成為美蘇爭霸的前哨陣地和冷戰的犧牲品。美蔣可以利用東北圍剿華北的中國武裝力量；蘇聯則利用其在東北特權，培植親蘇勢力，伺機成為蘇記“滿洲國”，后果不堪設想。
高瞻遠矚，以戰略的先機，堵死了潛在的東北再成為“滿洲國”的可能性。如今有人拿抗日戰爭時期“蔣委員長”的合法身份，用來貶低中國在抗日戰爭中的地位與作用，實在是只看現象不看本質，不是別有用心，也是無知。
如何評價領袖人物，怎樣看偉人的貢獻，首先就看對國家民族的貢獻。黎陽同志稱中國爭取東北的斗爭是“時代的序幕”。這也就是說，“時代”既不是從進入中國領導核心開始，也不是從開國領導人算起，而是從能擔負起國家與民族的歷史責任與實際貢獻開始的。這是對歷史貢獻的新認識。
第二次：“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再次避免了中國南北分裂的危機
國共重慶談判達成“雙十協定”是雙方妥協的結果，但就來說，要消滅的目的沒有妥協，而最終要推翻國民黨政府也沒有讓步。不過，回延安后提出“爭取和平建設的新時期”的口號，準備此后同國民黨展開議會斗爭，還提出通過三個五年計劃在議會中斗垮國民黨。說明還是有誠意去實現雙十協定的。而一邊簽署協定，一邊調兵譴將，準備內戰。1946年6月圍堵中原軍區新四軍開始，大打出手，并宣布3至6個月內消滅共軍。結果，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兩年多后首先在東北開始了戰略決戰。待到三大戰役結束，長江以北已為中共所控制。國民黨敗局已定。
一般人都認為，解放戰爭是國共兩黨的內戰，表面上看是這回事，其實質是美國人出錢出槍，中國出兵，幫助打的一場“代理戰爭”。不過，也有人說，是“盧布黨”，沒有蘇聯的支持哪來的中國。國民黨總是一口咬定自己的失敗，是因為的得到了蘇聯的支持。這話在一定意義上也沒有錯，但仔細想，只是失敗者為掩飾自己失敗原因而編造出來的拙劣借口而已。
當今國家的事務，都是同他國聯系在一起的。怎樣看國共兩黨背后的支持者，他們支持你圖的是什么。這是要分析的。既要認清支持者的目的是什么？更要分析接受支持者的圖謀又是什么？平心而論，從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三大戰役結束，蘇聯對中國支援的是國民黨而不是。雖然蘇聯不會像美國那樣支持國民黨去消滅，但怎樣看戰后的中國，美蔣蘇的態度是一致的。特別是蘇聯，錯估了中國的力量，還認為中國是“人造黃油”式的，無力打垮國民黨而可能執政的。你看，蘇聯瞞著跟作了交易，不漏一點風聲，先是給一個措手不及，而后又是“逼”赴重慶談判，又是“勸”交出武裝和根據地，與“團結建國”。要不是頂住美蔣蘇三家的壓力，三大戰役結束后的中國，立即會出現國共南北分裂的現實。
1949年初的中國，美國看到未能為他賣力，正使出“棄蔣換馬”的政策，扶持李宗仁上臺，妄圖通過“談判”，求得“劃江而治”的局面。蘇聯派了特使米高揚來到西柏坡，企圖說服不要進軍江南，也來一個“劃江而治”的“南北朝”。直到南京解放，蘇聯大使隨國民黨遷移廣州，而美國大使司徒雷登卻留在南京想與中國拉關系。當時的美國，要是愿與國民黨斷交，中美關系就要另寫了。
早已看透了美帝國主義紙老虎的本質，也摸透了蘇聯的企圖。要是“劃江而治”，無論對美國還是蘇聯，對他們都有極大好處，可以減少潛在的威脅。現在有人為美國說好話，說美國沒有領土要求。這話沒有錯。美國只有全世界百分之五的人口，又要霸權世界，最好辦法是肢解中國，分成若干塊，分而治之，能找到為美國打工的代理人，接受他的普世價值就行。至于蘇聯呢？當年蘇聯要外蒙古獨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為國家安全。中國如能“劃江而治”，那么，長江以北都成了蘇聯防止美國進攻的緩沖區，何況又能防止將來中共強大起來威脅蘇聯。對國民黨來說，原來發動內戰是為了消滅，而今自己有可能被消滅的時候，也可以達到保住政權的目的。唯有，既不聽美蔣的呼吁，也不聽蘇聯派特使的勸告，發出“將革命進行到底”的號召，提出“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的動員令。將美蔣蘇三方的如意算盤打個粉碎，避免了“南北朝鮮”、“東西德國”分裂現狀的出現。
對此，李宗仁回國后曾說過，要是當時確立起“劃江而治”的話，將會給國家民族犯下不可饒恕的歷史性錯誤。（大意）
此話深刻地告訴我們：領導中國人民的解放戰爭，決不是簡單的“國共內戰”，而是抗擊美蘇兩強肢解中國、分裂國家的解放戰爭，也是維護中華文明古國的地位能得以延續發展的民族戰爭。
第三次：抗美援朝，徹底擺脫世界霸權的羈絆，為重新崛起奠定了基石
眾所周知，抗美援朝是美軍入侵臺灣，阻止解放臺灣和朝鮮戰爭的戰火燒到我國邊境，嚴重威脅我國安全的情況下展開的。當時一個嚴峻的險惡事實是，蘇聯已告知中國，做好美軍占領朝鮮后，在東北接受朝鮮的流亡政府和人民軍余部的安置工作。這不是事后的假設與猜想，而是距志愿軍入朝一個星期前的事。
本來，歷史是沒有“假設”與“如果”的，但偏有一些人說抗美援朝這一仗不該打，說抗美援朝保衛了朝鮮，犧牲了自己的同胞等等。如果按照這些旨在“非毛”、意在“西化”的思路發展下去，首先是東北，很快會出現第一次危機中所說的，有可能成為第二個“外蒙古”或蘇記“滿洲國”的可能。
大家知道，戰后的美國，憑著它的實力，一手拿著原子彈，一手拿著橄欖枝，到處用“第三次世界大戰”嚇人。自從蘇聯有了原子彈之后，美蘇之間，既要爭雄，又怕直面沖突，存在著“誰怕誰”的問題。盡管麥克阿瑟已發出“鴨綠江不是中朝分界線”，如果美軍侵入東北，蘇聯參戰，發展成第三次世界大戰，并非沒有可能。即使沒有此可能，但支持李承晚的軍隊進入東北追擊“逃敵”和讓的軍隊從東北反攻大陸，這是朝鮮戰爭開始后就是有計劃的事。
當時，蘇聯與斯大林對中國與，還是不十分信任的，也有可能以第三者調停之名，再拿中國和朝鮮的主權做交易，既讓美國安穩地占領朝鮮，也讓蘇聯在中國東北擴展其特權。當時的中國，如果在美國侵臺和朝鮮戰爭問題上“示弱”或被“戰敗”，國內的反動氣焰會增高，本來不好的國際環境將更為惡劣，如英、印對西藏的野心，法國在印支殖民勢力對西南的窺視，國民黨李彌兵團殘部尚在緬甸等，都在重溫昔日的中國舊夢。這樣，不僅在東北、西北會出現第二、第三個“外蒙古”，而且在西南、華南出現第四、第五個“外蒙古”或“滿洲國”，甚至再現“南北中國”或“東西中國”的可能。這樣，中國將成為歷史概念，中華民族就可能成為某些民族那樣，四分五裂，互相斗爭。
盡管當時的中國是的中國，上述都是不現實的假設，但如果按照“西化”派的思路，當時就不該抗美援朝的話，那么，再回到的舊中國去的假設，就完全有可能的。這樣，又有人會說，統治的舊中國有什么不好！臺灣不就比大陸富裕嗎？沒有錯，敗退到臺灣后作了些反省，特別在堅持“一個中國”的問題上，是值得肯定的。至于經濟，決不能拿今天臺灣的經濟發展，來證明過去的大陸經濟也能如臺灣那樣發展。臺灣的經濟為什么比大陸好，還是去聽聽李敖先生的解讀更為客觀，無須在此多述。
臺灣作為中國的一部分，如同深圳、上海是大陸的一部分一樣。他們的水平并不代表中國總體的水平。偌大的中國，辦好一個點是能夠的，辦好整個面是艱難的。關鍵在于有一個放眼世界，立足國家民族最高利益，深知歷史規律，縱攬發展全局，千頭萬緒，舉綱帶目，大公無私，應對萬變的領導集團和領導核心人物。這就是中國和。
要看到，今天中國的成就，都是在抗美援朝這一仗奠定的。沒有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就沒有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的工業化建設，更沒有在20多年的時間里，完成早期工業化國家要幾百年才能建成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沒有反輔農業的工業基礎就不會有今天生活的改善與提高。沒有抗美援朝戰爭的經驗教訓，就不會擁有原子彈的國防力量。
你國民黨一邊倒向美國的懷抱，可以賺他跨國公司的打工錢，但叫他爹、媽也不會讓你有原子武器。（當然，如果沒有獨立自主的主張，無原則地“一邊倒”向蘇聯，同樣制造不成原子彈。）當今的世界，沒有原子彈是成不了強國的，更形不成中美蘇世界三角的格局。不是唯武器論者，也不想發動侵略戰爭，五六十年代勒緊褲帶去制造“兩彈一星”，恰恰是為了反對拿著尖端武器去發動侵略的霸權主義者。沒有抗美援朝這一仗奠定的基礎，中國的什么也談不上。有人說，中國是“和平崛起”，那是睜眼說瞎話。連臺灣人也說，中國要是沒有，充其量也只是印度、印尼、菲律賓式的中國。
抗美援朝，是一生中最艱難的決策之一，人們也許只想到那是指接到金日成發來的救援電后，在大多數領導不同意出兵情況下工作難做，決心難下，經過幾天醞釀討論才統一認識，決定出兵的情況。那還是在蘇聯要求中國出兵，并愿意向中國提供武器并在費用上由雙方“共同負擔”的情況下作出的。實際上更難下決心的還在后頭。10月8日，派周恩來去莫斯科同斯大林商談援助時，是帶著“出兵”與“不出兵”兩種方案去的，究竟出與不出，就看蘇聯能支援到什么程度。但當周恩來要求空軍支援時，斯大林表示暫時不能用空軍支援。于是也決定暫不出兵。
10月11日，收到斯大林與周恩來聯署的電報，在同意不出兵參戰的同時，要求我們做好在東北接受朝鮮流亡政府的工作。深深地沉思了兩天后給周恩來去電，闡明了“參戰利益極大，不參戰損害極大”的利害關系，要他去向斯大林表明，即使沒有空軍支援，我們也出兵參戰的決心。斯大林終于感動地流下眼淚。就是的這一決策，既在戰爭史上創造了弱國打退了世界頭號霸權主義國家的經典，又避免了新中國再次倒退到第一、二次那樣可能被分裂、肢解的嚴重危機，使中華民族在近代世界上重新崛起。更深層地看，這是一場捍衛五千年文明古國的保衛戰，也是通向世界和平的序幕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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