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加強兩個基礎的想法。
第一，最基本的貨幣金融的理論、觀念，自古一脈相承，要始終擺在我們金融學科教學研究的中心位置。
貨幣理論、金融理論（貨幣與信用不可分割的融合體是金融）是自古以來傳承、發展的理論。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方，都是如此。把握其基本的、穩定的核心內涵，對于貨幣和金融理論工作者，至關重要。無論研究的領域多么具體，不把握核心觀念，也難以得到提高、升華。在中國，傳承的脈絡極其清楚，文獻也稱得起汗牛塞屋。問題是漢代之后，言必先圣，鮮有發展。
在西方，文藝復興之后，以配第、魁奈、斯密等大家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的大發展，好像與古希臘、羅馬的思想繁榮之間有一個明顯的斷層。從《資本論》這部嚴格尊重歷史思想傳承的巨著來看，對西歐古圣先賢經濟思想的引述，較之對他們哲學思想的引述顯然有頗大的差距。若說西歐古圣先賢的經濟思想本來就比較貧乏，則有些難于想象。像漢謨拉比法典那樣的法典不可能沒有相應的理論發展。也許是中世紀的斷層阻礙了后學對古代思想的繼承，但考古的發掘是否也應有所補救？不清楚是否有人研究，不過至少在我們這里不甚了了。
不論有多大的差異，中國與西方的學術思想發展史都有自古及今的傳承，都有共同的基本觀點。
例如，中國漢初晁錯的《貴粟論》對金銀珠玉的“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的論點，相應地在古羅馬有用黃金蓋廁所的主張，在迪士尼的動畫片里，也有點物成金的手指給國王造成將要餓死的窘境。用今天的觀點表達，應該是要求把貨幣經濟、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的相互位置擺正的基本思想。
再如，中國古人有貨幣是“先王以守財物，以御民事，而乎天下也”（《管子?山國軌》）的論述；在西方，也有類似的名言。用今天的觀點表達，應該是充分認識和運用金融杠桿的思想。這樣的基本道理看似簡單，但把握起來并不簡單，往往只是毫厘之差，決定著大局—— 個人的大局、企業的大局、國家的大局，乃至成敗。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過度夸大金融力量是全世界的潮流。我國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引進“宏觀調控”觀念以來，實際是對之過分崇信。在上世紀末召開的金融會議，對“金融是核心”的理解，實際就反映著搞好金融一切都能迎刃而解的思潮。直到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這股思潮才得以扭轉。
對于看似簡單的基本道理，第一是牢牢記在心里。牢牢銘記于心，在于對其豐富的內涵要下功夫領會。不下功夫，不能牢記于心；不能牢記于心，在思考問題時，它們就不會自動地提醒自己把牢基本方向。
還有一些基本規律：如貨幣的存在就不能排除資金鏈斷裂的可能性；如貨幣是市場經濟里的基本尺度，但這個尺度本身卻是可變的，也就是說，以可變尺度度量可變對象是市場經濟無法擺脫的過程等等。這些基本規律在人們的頭腦里往往或明或暗，把握不牢。
此外，還有一個基本問題，就是對現代貨幣制度的理解。當今的貨幣制度不古老，僅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但許多人，包括當下的經濟學家、金融學家在內，實際并不怎么理解。不懂得經濟里無所不在的債權債務網與貨幣的關系；不懂得經濟生活中資產負債永遠對稱、平衡的原理；不懂得這是成本最低的貨幣制度；不懂得這是主權國家可控的貨幣制度，是主權國家的命根子等等。不懂得貨幣制度，卻要講以貨幣為基礎的學問，是否也很玄虛？要理解最新的現代貨幣制度，也要從根本上把握最古老的貨幣理論。
我們現在有許多研究具體金融的領域，其任務本不是研究基礎理論。但無論研究的領域如何具體，也不應忘掉基礎理論對自己具體研究領域的意義。2008年危機前，就是忘掉了最最精確的設計也不能保證可以絕對消除債務鏈的斷裂。智庫作為智囊機構，對政策的制定要出謀劃策，空講基礎理論沒有用。但出謀劃策的人士必須提高基礎理論素養，這對于把握方向、對于“瞻前顧后”、對于成敗利鈍，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
具體地，提一個建議：高校金融專業應該開一門“中外金融思想史”（或“中外貨幣思想史” “中外貨幣金融思想”）的課程。今天，對經濟史、經濟思想史的研究，從事者極少；對基礎觀點的“鍛煉”也不怎么受人重視。要想扭轉，自非一日之功。建立課程或許是可行的第一步。
第二，基礎的基礎，是將中華文化傳統的精華滲透到貨市金融理論。
應關注更為基礎的基礎，使中華文化傳統的精華滲透到貨幣金融理論里面來。作為中國的貨幣、金融理論工作者，不僅應該重視貨幣、金融的基礎理論，還必須把握更基礎的基礎一中華文化傳統的精髓。
經常聽到中國人自己說：中國人學外國，“學什么都變味兒”！
就經濟領域來看，建國初期的“學蘇聯”就是“學變味兒”了。那時有個說法：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但學蘇聯的集體化，學成的是我們的合作化、公社化，是土地的集體所有制；學蘇聯的工業化，也同樣建立了國有經濟，但我們管理國有經濟，并不是“一長制”，而是“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
改革開放，是學市場經濟，更具體地說，是學美國式的市場經濟。多少年來，不少人一直不斷慨嘆，沒有“學到家”。
從實際出發，不生搬硬套，這是一般的道理。學，不可能學得一模一樣，有修正、有調整，但只要精神上一以貫之，不能說是“變了味兒”。至于美國的市場經濟和我們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雖說都是“市場經濟”，但無論是美國還是我們，都認為“味兒”大有不同——美國至今不承認中國是“市場經濟”。
應該說，沒有人“決定”，一定要學的“變個味兒”。籠統地說，它或許是上上下下在一個長時期的磨合過程中“自發”、“自覺”的混合過程。
“學什么都變味兒”，就字面上說，是有點貶義的。關鍵是變了味兒之后，效果如何？效果不好，當然不應該“變味兒”；要是效果積極，“變味兒”又有何妨？
關鍵是為什么“學什么都變味兒”？
首先是意識形態的問題。意識形態不同，“變味兒”應該說是“自覺的”，是必然的。晚清的學西方，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從一開始的立意，就是學西學必然要“變味兒”。要封建王朝永續，怎么能全搬資本主義？應該說，晚清的統治者并不糊涂。至于對明治維新應怎樣分析？是不是日本學西方，味兒變的恰當；清廷的問題并不在于變味兒而是不太夠味兒？需另作研究。
按照這樣的道理，我們是社會主義，要學市場經濟，只能把資本主義的“味兒”變成社會主義的“味兒”。就“市場”這個經濟范疇來說，“日中為市”，早就出現在遠古，它實際適應了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整個經濟全被市場涵蓋之后，就一定以“美式”為最佳，也難以板上釘釘。從這一點來說，我們學的“變了味兒”，完全是題中之義，是從一開始就注定了的。
當然，也不少問題與意識形態沒有什么關系。比如，洋人革命的路子是在政治中心的大城市舉行暴動，奪取政權；而毛主席卻提出農村包圍城市。都是“無產階級革命”，原汁原味地學，一再碰壁；變了味兒地學，卻學出了新中國。這說明，學變了味兒，只是根據對不同環境的尊重，是屬于思想方法的問題。
思想方法問題，這涉及更一般的文化傳統的差異。文化傳統，也許可以說是由幾千年文化傳統塑造的整體社會環境問題。哲學思維（綜合與分析，思想方法），宗教信仰（儒道釋；佛、基督、伊斯蘭；各式各樣的“邪教”），政治體制（爭取生存空間；集權與分權；政黨的特點），經濟制度，生活習慣等等，很多因素都在起作用。
在不同的文化傳統中，中外的金融領域也頗有不同。比如利息，自古以來，中外都有。但在西方，把利率經常稱之為“價格”一貨幣的價格；中國古代雖然也有這樣的說法，但更為普遍地是稱作“息”或“利”，與商品“價”明確有別。價，稱貴賤；息，則稱高低。六、七十年前學《資本論》，對于馬克思用極大篇幅論述貨幣的價格與商品的價格有本質不同，頗感難于理解：本來不是一回事兒，何必化用這么多的筆墨。后來，才慢慢領悟：中國從來不認為它們是一回事，自然沒有必要論證它們的區別；而西歐卻從來“就”認為它們是一回事，那自然要認認真真討論它們的“本質”不同！此外，對于放貸，西方總是趨向零容忍；中國也大多持否定看法，但是不那么絕對……最近特別講的“和”，這更是屬于文化傳統的頂尖問題。“和”確實標志中國人的特點，它的含義廣泛：和諧、和睦、乎和、包容，如果講含有貶義的用法，如和親（屈辱的和）等等。
在宇宙的層面，不知“和”是否是基本的規律。在地球上的自然界，“和”好像是基本的規律，如共生、人與自然的和諧。但“適者生存”、“優勝劣汰”與“和”怎么統一起來？在人類社會，“和”的地位應是最高的：沒有“和”，也不能有“人類命運共同體”。
“和”的對立面是“不和”：“斗爭的哲學”。這個對立面也應該是成立的。問題是“和”與
“斗”的關系應該怎樣把握？過去，大概是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有一場“合二而一”與“一分為二”的“斗爭”，聽過鄭重其事的傳達，很難理解。“和”與“斗”，兩者互為條件，才能存在；只強調一分為二，則天天處于“斗爭”之中，其后果不能不是文化大革命。“和”與“斗”并存，哪方面更應是主導？好像是“和”，它是追求的目標；而“斗”，應該在“和”的包容之中。其實，就是在日常的生活里，“斗爭的哲學”也總使人感到不怎么舒服。過去讀《舊約》，對于“屠城”總覺得難以接受。至于我們自己，秦的白起，坑趙降卒四十萬好像就埋伏著秦王朝速亡的基因。杜牧的《阿房宮賦》，就有“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的名言。
關于文化傳統，中華五千年（或者更長）的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傳承下來的古文明，本來應有自信。但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一百年的民族屈辱史，極大地摧毀了自尊心、自信心，“不如人”的心態嚴重地束縛了對自我的認知（改革開放初期的藍色文明和黃色文明之爭，頗為典型）。經過改革開放近四十年的實踐，好像自卑、自我束縛的韁索在慢慢解脫。解脫的過程，抽絲剝繭，過程困難，且多反復（圍繞高鐵的反復爭論極為典型）。直至最近，才有了突發性的轉折。這是自改革開放伊始，多年的積累，使得我們重新認識了自己，重新認識到東方文明和中國文化傳統內在優勢的“資本”。自尊、自信的強勢恢復使我們適時走出韜光養晦的策略。
上世紀五十年代，可能是大躍進前后， 曾經有一陣子宣傳中國是世界第一，主要是講古代的發明，例如火藥、指南針、造紙、印刷術等等，越講越顯得拿不出在當代有什么“第一”的窘境。這樣的宣傳不久就偃旗息鼓了。現在的“大國工程”，崛起的軍事裝備，可以擺擺的基礎科學，確實有了可講的東西。自己明明白白知道自己確有的本領，也是增強自信的必要。當然，切記不能排斥和蔑視西方，不能自我陶醉。我們自己的文化傳統確有所長，但也確有所短。也許，在這突發性的自我重新認識的時候，更應該及時提出，必須警惕頭腦發熱、自我膨脹。回到文化傳統與“變味兒”的關系：既然有自己的文化傳統，而且根基極厚，那么要使不同文化傳統中培育出來的優良因素為我所用，“變味兒”就是不可避免的。比如，正宗的市場經濟，講究的是“廉價政府”；而我們幾千年來，一直是講究官家要重視理財一中國的傳統好像是桑弘羊而不是“賢良文學”。問題是使自己具備能夠冷靜思考的素養*哪些不能“變味兒”，哪些必須“變味兒”！
“變味兒”的問題提出了更應重視基礎理論的必要性：身處貨幣金融的教研領域，不僅要求重視貨幣金融領域的基礎理論，而且還必須重視更為“基礎”的基礎理論，如哲學等基礎理論。沒有這樣的功底，怎能剖析文化傳統對于學習、引進西方貨幣金融理論和做法的影響？更進一步，我們又怎么能夠依靠東方文化傳統的精髓為世界現代貨幣金融理論的發展作出自己的貢獻？
近十幾年來，關于“依靠東方文化傳統的精髓為世界現代貨幣金融理論的發展作出自己的貢獻”，不時有些想法。我曾想，我們是否應該有志于建設出來具有東方神韻的貨幣金融理論！
不過，在貨幣金融的教研領域，有多少成員對我們自己的文化傳統有必要的素養？應該說，從事貨幣金融基礎理論的教研力量本就不多，能把貨幣金融基礎理論與東方文化傳統結合研究的就更是鳳毛麟角了。所以，在我們的教研隊伍里，應該引進對中國歷史文化有根底的學術力量一這方面專業的本、碩、博。 如果其中有有志于研究經濟金融史和學說的更好。 無論如何，今天，引進、培養這樣的人才應該再次急迫地提上日程。應該在引進國外人才的指標里“摳”出個極小的比例，安排落實。
總之，想要說的就是“基礎”。兩個基礎，必須強調再強調！兩個建議：第一，籌備開“中外貨幣金融學說史”；第二，安排引進對中國傳統文化具有一定功底的青年有生力量進入貨幣金融教研領域。
附（節選自2012年4月21日，黃達先生在周駿教授榮獲劉鴻儒金融教育基金會”中國金融學科終身成就獎“的頒獎典禮上的致辭）：
中國的金融學科建設必將為世界金融學科的建設作出自己的貢獻。可是，中國的金融學界會作出什么樣子的貢獻？在引進為主的條件下，以西方治學的思路為思路進行鉆研、探索是必然的路徑。毫無疑問，這需要睿智和勤奮；特別是結合中國實際的研究，既是中國本身金融改革、發展之所必要，也有利于世界了解中國，了解中國金融問題的真實。不過，想來想去，好像這只是“臨摹”。“臨摹”可以達到亂真境界，可是終歸是步人家的后塵。前幾年，我提出，最需要的是在東西方兩個文化乎臺上，可以無障礙地自由往返、自由漫游的人才。這是出于培育“世界性”人才的考量，是必要的。但僅僅如此要求，結果很可能是思維邏輯處處脫不出人家的窠臼。
假如說東方的文明注定落后于西方的文明，那么除了以西方治學的思路為思路進行學科建設之外就不要多想了；如果這個假設是有條件的，那就應該作深入的思考。對于東西方文明的比較，自十九世紀晚期以來，直到改革開放，跌宕起伏，爭論極為激烈。近年來，好像冷靜的、深沉的思考氛圍逐漸增強。其中，如任繼愈、季羨林兩位老先生都講過這個問題。他們認為，東西方文化有根本的差別，思維方式有明顯的不同：東方的思維方式特點是綜合；西方的思維方式特點是分析 。綜合的思維曾經曾經創造了中國古代的燦爛文明，而文藝復興，則是分析的思維創造了現代的文明并使中國的傳統文明失色、落伍。當今，像是進入分析思維必須向綜合思維升華的轉折點。如果能夠充分肯定并吸收分析思維的精粹，綜合思維將會再度輝煌。自己由于多年視野狹窄，不太能理解這些老先生極具哲理性的剖析。但生于斯、長于斯，即將終老于斯，一輩子的民族文化熏陶也多多少少領悟到，中華民族確有自己的短處，不應回避；但也確有其所長；不應妄自菲薄。一個最簡單的例子：“摸著石頭過河”這個土得不能再土的提法，卻在三十多年間引導中華振興，引導中國走到今天的地步。豈不是應該考慮考慮中國人的的骨子里頭的確有必須傳承的思維精粹嗎？
有幾千年文明傳統的中華民族，其思維方式由于停滯、自負而遭受重創之后，無疑會汲取教訓并在一個新的高度上重新認識、重新把握、重新發揚自己的長處。在這樣的基礎之上，中國的金融學人，在熟悉西方治學精神并不斷自覺地領悟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精髓的基礎上，那必將對世界金融學科的發展作出具有中國特點、中國風格、中國神韻的貢獻。也許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我們還創建不出來有中國神韻的金融學科，但如果沒有自覺的期望，那就永遠不會有所建樹。世界上有這個學派，那個學派，為什么不能有中國學派？肯定會有這么一天到來。那時，劉鴻儒金融教育基金會恐怕就有必要設一個金融學科建設的中國神韻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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