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退休已經20多年的老干部，為啥浙江省委書記車俊還專門作出批示？
前段時間，浙江省委書記車俊對義烏老干部謝高華的事跡作出批示，要大力選樹一批像謝高華同志敢于擔當、積極作為的干部。今天，《浙江日報》頭版刊登了謝高華的事跡，讓我們一起感悟他的情懷。（原文標題為《功成不必在我，福祉留于百姓》） 對于老書記謝高華，義烏人一直懷有一種特殊的情結。
2017年10月19日，當得知謝老受邀來參加義烏國際小商品博覽會時，數百名義烏商人自發組織了車隊候在高速路口，歡迎老人“回家”。從1995年義烏第一年舉辦小商品博覽會算起，群眾這樣自發的迎接已持續整整23年。
一位已經離開義烏工作33年、當年任職也僅有2年零8個月的領導干部，為何能讓當地群眾如此深深感激、久久牽掛？
他沖破藩籬、開拓創新
開放第一代小商品市場
義烏今天能成為全球第一大市場，離不開謝高華當年冒著丟“烏紗帽”的風險，果斷決策開放第一代小商品市場。義烏人銘記謝高華，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正是感念他那種一心為民、沖破層層藩籬、敢于改革創新的勇氣和魄力。
謝高華很瘦，煙不離手。
很多人不知道，上世紀70年代，謝高華在原衢縣工作時，曾因胃部大出血被切除三分之二的胃，之后一直少食多煙。而接到前往義烏工作的調令時，已經51歲的他身體狀況并不太好。不過謝高華沒有推諉，當場表態：服從省委決定。
當年赴任義烏，可不是什么好差事。那時義烏經濟落后，主城區僅2.8平方公里，當地人以“縣城一條街，一個高音喇叭響全城”自嘲。1982年4月，剛來任職的謝高華通過對機關大院的印象，直觀地體會到了義烏的一窮二白：“機關里有三個‘大’，一個吃飯排隊等的大食堂，一個桌椅破敗的大會堂，再加一個對著宿舍窗戶的露天大茅坑。”
義烏人窮，窮在人多地少田又薄。為提高糧食產量，農村有雞毛肥田的習慣，農民常在冬春農閑季節走村串巷“敲糖換毛”；為了多點收益，糖擔里添了些日用小商品，當時的廿三里鎮和稠城鎮漸漸地形成了小商品貿易點。
雖然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已經召開，可國家對能不能搞自由市場還沒有出臺明確的政策，農民經營仍被視為“投機倒把，走資本主義道路”，有的部門一如既往對此采取一禁、二堵的簡單做法。
謝高華開始頻頻遭遇群眾來訪，最有名的莫過于農婦馮愛倩的“堵門”討說法（相關閱讀 30多年前縣委書記被一名抽煙女人攔住，之后……）。后來說起當時有關部門不讓群眾擺攤，謝高華覺得主要還是許多干部思想上有顧慮，放不開手。但幾次三番調研下來，他越來越覺得搞活市場符合中央發展商品經濟精神，政府需要順應民意，給市場松綁。由此，謝高華決定拍板開放政府主導的小商品市場。1982年6月，時任義烏縣委書記的謝高華（中）和同事們在縣委常委會議上探討開放稠城鎮小百貨市場。 1982年9月5日，是義烏群眾永遠銘記的日子。這一天，位于城區的稠城鎮小百貨市場宣布開放，大家奔走相告。有關部門還投資9000元在舊城中心的湖清門，沿街露天鋪設700個水泥板攤位，這是義烏歷史上破天荒的第一代小商品市場，在當時鐵桶般的計劃經濟藩籬中開了一個重要口子。
不過市場的發展壯大，仍需要不斷突破壓力和思想禁錮。當時有干部當面向謝高華抱怨：農民都去做生意了，農業生產組織不起來，這個情況已經成為各個部門頭疼的一個“包袱”了。對此，謝高華在縣委常委會上明確表態：“敲糖換雞毛解決了幾萬人就業，我看這就是優勢，要想辦法發揮，不能把搞活的經濟又搞得死死的。”
義烏商人何海美至今仍記得，在當年舉行的一次全縣大會上，謝高華明確表態：“開放義烏小商品市場，出了問題我負責，我寧可不要烏紗帽！”對農民經商表示堅決支持。在四周雷鳴般的掌聲中，原本已經打算放棄經商的何海美流下了激動的淚水。
憶起曾經曲折，謝高華坦言，當時一心干事，“只想著對老百姓有益就好，要打破條條框框，我們干部自己的得失又有什么關系？”
正是在謝高華的力挺力推之下，義烏縣委、縣政府后來發出通告，允許農民經商、允許長途販運、允許放開城鄉市場、允許多渠道競爭。1984年，謝高華又大膽提出了“興商建縣”的發展戰略，農業小縣義烏因此彎道超車，逐步走上發展的快車道。
他敢于試錯、勇于擔當
屢受壓力仍不改初心
謝高華在金衢兩地擔任領導干部時作的很多決定，現在回過頭看都承擔著很大風險，但他并未因此退縮回避。改革創新是不斷“試錯”的過程，今天我們的改革同樣呼喚這樣的責任擔當，看準了的事情，就要拿出政治勇氣，堅定不移地干。
時光回到30余年前的一個上午，剛到義烏工作不久的謝高華在一次縣委常委會議上，說了一段別有意味的開場白，袒露了自己的為官立場。他說：“新的班子很好，常委都比我強，都很年輕，學歷也比我高。”隨后話鋒一轉，提到自己也有一個優點，那就是“犯過的錯比你們多”。
這是謝高華經歷的真實人生，也是他勇于擔當的生動寫照。
早在擔任衢縣縣委書記時，他就因“助長高價買賣橘子”而挨過批評。當時國家對橘子實行統購統銷，衢縣一年只產8萬擔橘子，卻要統購上交6萬擔。“農民統購上交的任務重，特別是航埠這個老橘區，由于收入低，有的農民還上街要飯了，這個樣子怎么行！”謝高華經過深思熟慮，在一次會議上大膽提議：“在完成國家計劃的前提下，農民多余的自留橘，哪里價格高就賣到哪里去……”這么一來，外地人紛紛來衢縣收購橘子，農民收入多了，但也導致當年國家定購的6萬擔橘子任務沒有完成。
這下子，謝高華挨批了。1981年1月的一期《人民日報》二版刊發了文章，把謝高華作為“破壞國家計劃搞市場自由化”的反面典型。后來記者再赴航埠采訪農戶時發現，“縣里這樣的做法，讓農民增加了收入，種橘積極性也更高了。”于是這位記者又發了一篇稿子，衢縣的做法得到了肯定和表揚。
評價謝高華當年的“出格”行為，有干部用了兩個詞語：敢想敢試，敢做敢當。而在謝高華看來，只要符合中央的大方向，有利于發展、有益于群眾，任何事都值得去做。
這樣的初衷也促成他在義烏工作期間繼續銳意改革、大膽實踐，當年的“稅改風波”就是一例。義烏小商品市場興起之初，當地仍實行對工商業改造時的八級累進稅，也就是經營得越好，稅就越高。但市場里幾千個攤位大多是小本經營，且價格隨行就市，很難憑稅票計稅。于是稅收干部整天像抓賊一樣打擊逃稅，商販們也怨聲載道。
“想增加點稅收，卻打壓了群眾經商的積極性”，謝高華在深入調研總結后，支持稅務部門試行“定額計征”辦法，即對每個攤位設固定的計稅額，目標額度之外的營業收入不再計稅。這樣一來，個體的稅收低了，大家覺得有利可圖，周邊的小商販們蜂擁而至，1984年義烏稅收反而比兩年前提高了整整3倍。
當時有新華社記者將這一做法以內參形式上報，國家財政部很關注。意見反饋到浙江省委，省財政廳的調查小組到義烏進行實地調查后給出結論：義烏推出的稅收辦法是可行的，但還要在實踐中不斷加以完善。
對這個評價，謝高華十分高興。在他看來，這是對義烏小商品市場新稅收辦法很大的理解和支持。
他崇尚實干、積極作為
腳踏實地走出了義烏發展新路
問起“謝書記穿什么鞋”，當年有很多人都知道謝高華穿的是“大號解放鞋”，正是踩著解放鞋，他走遍義烏大地，“走”出了發展的新路子。新時代新征程，崇尚實干、積極作為仍然是對黨員干部不變的要求和期待，唯有踏踏實實、干在實處，才能真正走在前列、勇立潮頭。
謝高華的小兒子謝建彪告訴記者，他曾在父親退休后問過他一個問題：當年到底憑什么作出開放市場的決策？
謝高華的回答是：一靠調查，二是吃透了中央的精神原則。
底氣來自實實在在的調查研究，更要用實實在在的工作去守護捍衛。謝高華曾在多個公開場合強調：“做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封建官吏尚能如此，何況我們的干部！
1982年初，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思想還在義烏小縣頗為濃厚，謝高華辦公桌上堆滿了反映派系問題的來信。“老謝公開說了好幾次，這些信他統統都不會看，現在大家要團結一致向前看，一心一意搞經濟建設。”原義烏縣委辦副主任吳唐生回憶。
當時全縣個體工商戶已經發展到4000余戶。這么大的隊伍到底應該怎么看、怎么管？謝高華沒有急于下結論，而是對著全體干部大手一揮：“工作你們先按原來縣委的安排去做，我要多聽、多看、多向群眾學習。”隨后，他花了近5個月時間走訪了一個個村子，挨家挨戶了解情況，收集了大量一手資料和百姓最真實的想法。
謝高華的調查研究有多細？從1982年9月舉行的一次縣委工作會議上可窺一二。那次會上，他提到某加工作坊的一個情況，說業主帶了6個學徒制作工藝品，每刻1只給學徒0.3元，自己留0.1元，一天可刻20只，學徒得6元，業主得2元，業主從6個學徒身上每天獲利12元。隨后他支起身子問與會人員：“這樣做，政策是否允許？方向對不對？有的干部連去都不敢去。我看不要怕，不要著急，我們要取其利去其弊。”
事實上，在1979年到1982年期間，全國沿海許多地方都出現過市場萌芽的現象，但在與原有體制的碰撞中，不少人抱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選擇了逃避和退縮，使得無數脆弱的萌芽悄然夭折。
而在以謝高華為代表的一批義烏干部的勇敢堅持和積極作為下，義烏小商品市場的攤位從1982年底的700余個增加到1984年的1800余個，為義烏市場后來的輝煌打下了重要基礎。 2017年12月，謝高華在義烏市七一村黨建博覽園留影。 他一心為民、兢兢業業
不辭辛勞建成“江南紅旗渠”
一切為民者，則民向往之。謝高華在擔任衢州市烏溪江引水工程總指揮時的傾力付出和后來受到的褒獎充分說明，一個黨員干部只要心里裝著群眾，真心實意地為人民群眾做好事、辦實事、解難事，人民群眾就會信任他、支持他、記住他。
許多去過謝高華家的人都注意到，謝家客廳墻上最顯眼的就是謝高華自書的“信仰”二字。
在謝高華的子女們看來，父親的信仰一直樸素。“他做什么事都有個最基本的出發點，只要對老百姓有利，他都會特別盡心盡力。”謝建彪說。
回頭看謝高華這一路的經歷，他為之操心操勞了20余年的烏溪江引水工程，無疑是特別值得記錄的一筆。
當時，謝高華曾不止一次地說過，衢州農村歷來有兩害，一是戰亂，二是缺水，現在戰亂沒有了，但水害還在，“我們怎么能安心？”
出生成長在衢州的謝高華，最了解水對衢州當地農業、農民的意義。“1970年我們就想搞烏引水庫了。”謝高華回憶，由于受到資金等條件限制，這項已經得到上級部門批準的工程未能及時付諸實施。
這個承載了他“當官為民”最樸素理想的工程，雖遲到了近20年，卻一直沒有被忘記。1985年，謝高華擔任了衢州市常務副市長，在他的積極推動下，烏溪江引水工程（簡稱烏引工程）建設再次被提上議事日程。
這一年，謝高華已經54歲，身形消瘦但意氣風發。擔任工程建設總負責人的他帶領一班技術人員，不分晝夜地奔走在烏引工程沿線，對相關情況進行一輪輪論證。
工程難度巨大。根據規劃，工程在黃壇口水庫攔江筑壩，通過83公里渠道，橫跨衢州、金華兩市五縣。其中衢州段53公里渠道，要攔截烏溪江，架過靈山江，跨越10條溪，打穿18座山，并建設30處大型建筑物。
在工程建設中，許多建設者吃在田頭、住在工棚，工地上時有萬人會戰的壯觀場面，謝高華更是身先士卒，幾乎把家安在工地，“他白天經常和干部群眾一起坐在泥地里，邊吃飯邊商談工作，晚上和我們開會開到12點是常事。”時任衢州市水利局副局長、烏引工程副總指揮的佘治平說。
而在謝高華當時的秘書張龍生的記憶中，一雙解放鞋、一頂斗笠、一把雨傘、一雙套鞋，是自己在辦公室里必備的“四大件”。“因為不管大太陽還是下雨天，謝市長隨時都會去下工地，我們跟都跟不及。”
1989年8月，渠首樞紐工程舉行開工典禮。很多人驚訝地看到，謝高華竟然淚光晶瑩。這位即將退下一線領導崗位的總指揮對著話筒激動地說：“有生之年，我要同大家一起為工程建設作最后沖刺！退休也要退在工地上！”
他沒有食言，隨后雖因年齡原因，謝高華不再擔任衢州市委常委、副市長，可又苦又煩的烏引工程總指揮職務，他放不下。謝高華當時向市委請求，自己對烏引工程有感情，一定要親手建成它！于是直到1994年8月4日，烏引工程勝利竣工、全線通水，徹底解決了數代金華、衢州兩地百姓的干旱困擾，他這才功成身退。
在接受采訪時，許多衢州干部群眾忍不住感慨，沒有謝高華的執著努力，這項被后人譽為“江南紅旗渠”的烏溪江引水工程肯定做不下來！退休后的謝高華 退休后，謝高華依然閑不住。在他的倡導和努力下，省馬寅初人口福利基金會在衢州成立執行部，共籌措資金60余萬元，幫助了很多農戶。一有空閑，他還習慣帶著家人，一起跑衢州周邊農村繼續做他的調查研究，直到去年才因為老伴身體有恙而慢慢減少。
在采訪中，我們聽聞這樣一個細節。1984年12月，謝高華離開義烏赴金華擔任地委農工部部長時，義烏有人手寫了一首七絕相贈：“痛快淋漓寫意真，謝公畢竟是能臣。而今攜袖清風去，功過隨人仔細評。”
如今33年過去了，謝高華可以說用一生詮釋了一名黨員干部忠誠于黨、忠誠于事業、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信念和宗旨。在他身上所展現的那種敢于擔當、積極作為的精神，令人敬佩，更值得新時代每一名黨員干部學習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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