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蘇共解散、蘇聯解體25周年。共產主義運動在蘇聯失敗，教訓是慘痛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其中意識形態工作開展不力、意識形態陣地逐步松動并最終垮塌是一個重要因素。蘇共意識形態工作的失敗，是主觀認識和客觀實踐、內部原因和外部原因、政治因素和經濟社會因素等交互作用的結果，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進行剖析。
一、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化理解和運用，嚴重動搖了馬克思主義在蘇聯的認同基礎
在蘇聯的歷史上，蘇共曾經對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發展做出過重大貢獻。列寧不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而且是卓越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他撰寫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國家與革命》等著作，有力地推動了馬克思主義的時代化和在實踐中的勝利。1932年蘇共出版米汀和拉祖莫夫斯基主編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在該書的基礎上，1938年斯大林發表《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由此確立了教科書體系在蘇聯及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權威地位。此后，蘇共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和宣傳教育基本上就在這個封閉的體系內部依靠慣性循環運行，創新性不足。這種狀況嚴重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品格，阻礙了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與創新。而在現實的政治生活中，這種教條化的馬克思主義又被異化為蘇共違背生產力發展規律、超前推進社會主義改造以及對外推行擴張性外交政策的工具。這些做法逐漸動搖了馬克思主義在蘇聯的認同基礎，也一點點侵蝕并最終瓦解了蘇共的執政根基。
到赫魯曉夫時代，由于全盤否定斯大林主義，并在思想理論、文學藝術和社會政治領域廣泛推行具有自由化傾向的“解凍”政策，蘇共對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和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開始出現弱化，意識形態領域亂象初現。在勃列日涅夫執政時期，一方面蘇聯的意識形態問題日益復雜多元，而另一方面蘇共的意識形態工作卻長期疲軟不振，遠遠跟不上形勢發展需要，致使蘇聯化的馬克思主義在相當程度上喪失了群眾基礎，政治精英們對它陽奉陰違，代表國家未來的青年學生對它產生強烈抵觸。戈爾巴喬夫以“新思維”為指導的“改革”最終導致了蘇共意識形態工作的全面失敗和徹底顛覆。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被葬送之后，理論家們通過研究表明，戈爾巴喬夫從來就不是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他擔任蘇共總書記前夕的一次政治演說，實質上就是一篇小資產階級無政府主義的政治宣言。
二、蘇共高層領導馬克思主義信仰和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的喪失，使蘇共意識形態無以存身
在艱苦的革命戰爭年代、社會主義的早期建設階段和衛國戰爭時期，在列寧等杰出領袖人物的帶領下，蘇共高層領導保持了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的堅定性，領導蘇聯走向了成功與強大。但隨著蘇共執政地位和蘇聯強國地位的鞏固，蘇共高層領導的理想信念漸趨弱化和動搖。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赫魯曉夫、勃涅日涅夫兩任蘇聯最高領導人先后通過不正當的權力斗爭上臺，對蘇共的思想純潔性、隊伍純潔性造成了嚴重破壞，在波詭云譎、爾虞我詐的政治斗爭中，很多黨員干部的理想信念發生了蛻變。在勃涅日涅夫執政時期，蘇聯的國力達到了歷史巔峰，蘇共黨內特別是高層領導的消極懈怠情緒和享樂主義之風也隨之空前滋長，再加上勃氏為鞏固自身統治，以不斷強化蘇共領導層福利特權的方式大力培植親信、籠絡人心，更是造成了蘇共高層嚴重脫離群眾，執政理念逐步腐化變質。到了戈爾巴喬夫時代，蘇共已經從整體上蛻變為脫離人民群眾的特殊利益集團，其高層領導對馬克思主義信仰和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已經在長期的特權生活和西方資產階級思想文化的熏陶下徹底淪喪。
在距離蘇聯解體不到半年時間的1991年7月，當一位蘇聯政府官員被問到他是否是一名員時，他是這樣回答的：“我當然是一個員，但是，我不是一個共產主義者！”意味深長的回答揭示了這樣一個事實：到蘇共執政后期，“絕大多數的黨-國精英都淪落成追求名利和地位的人，他們從沒有考慮過為蘇聯社會的未來選擇方向”。而由這些人所支撐起來的蘇共意識形態，也就不可避免地要接受被人民所唾棄、被歷史所拋棄的命運。
三、蘇共宣傳思想工作自我孤立，不能得到人民群眾的認同和接受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蘇共宣傳思想工作曾做得有聲有色，孕育出一大批英雄人物和影視、文學、歌曲、美術等反映時代風貌的藝術作品。然而，在勃列日涅夫執政期間，多次強調要高度重視和嚴厲打擊意識形態領域的“顛覆活動”，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俄羅斯聯邦的刑法典中也相應出現了“思想顛覆”這一司法概念，認為，“思想顛覆”的目的在于“破壞、損害和削弱共產主義思想體系的影響……以造成意識形態方面的損失”，必須受到法律的嚴懲。安德羅波夫在當選蘇共中央總書記之前長期擔任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也是勃列日涅夫時期蘇共意識形態政策的實際制定者，是名副其實的意識形態問題專家。但是，蘇共宣傳思想工作的巨額投入與現實效果之間呈現出巨大的反差，廣大民眾對西方民主思想的狂熱和對主流意識形態的排斥，鮮明地反襯出蘇共宣傳思想工作的失敗。
這種結局與蘇共宣傳思想工作長期的自我孤立之間存在必然的關系。這種自我孤立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把宣傳思想工作與文化建設工作生硬地割裂開來。意識形態作為觀念的體系，它兼具了政治和文化兩個方面的功能與屬性。正是由于這樣的特性，意識形態宣傳教育必須與本國的文化建設緊密結合，尤其要注重從本國、本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宣傳思想工作的養分和資源，不斷豐富意識形態宣傳教育的形式與內容，從而在引領和活躍人民群眾精神文化生活的過程當中，有效發揮統一思想認識、凝聚社會共識的作用。事實表明，蘇共領導人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宣傳思想工作的文化屬性，將其簡單等同于灌輸式甚至是強迫式的政治說教，內容刻板、語言干癟、態度生硬甚至于粗暴，讓人心生畏懼而又反感厭惡。其次，把宣傳思想工作與人們群眾的利益關切生硬地割裂開來。在蘇聯推進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發達社會主義”的過程中，國民經濟比例失調的問題長期存在，由于農業和輕工業的不發達，人民群眾的日常生活用品無論是在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都難以得到滿足。此外，蘇聯各行業、職業內部長期存在著分配不公，普通群眾對特權階層的不滿情緒比較強烈。然而，蘇共的宣傳思想工作未能正面回應人民群眾的不滿情緒，甚至不愿意承認這些問題的存在，當然也就更不能夠正確地回答如何解決這些問題。
宣傳思想工作的自我孤立使蘇共的意識形態說教不僅在形式上拒人于千里之外，而且在內容的真實性上也大打折扣，導致人民群眾的排斥心理越來越強烈。到了勃列日涅夫執政后期，蘇聯全國上下“意識形態迷茫”的問題已經十分嚴重，廣大民眾在馬克思主義與形形色色的非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思潮之間難以分辨是非正誤，談不上主動地選擇馬克思主義，更談不上堅定地信仰馬克思主義。戈爾巴喬夫上臺后情況繼續惡化，蘇共在戈爾巴喬夫“新思維”的指導下全面放棄了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以所謂的“公開性”放開了對思想文化領域的意識形態管控，一些得到西方勢力支持、具有強烈反共情緒的公知人物也極力煽動，最終導致蘇共意識形態陣地在短時間內出現了全線崩潰，不得不拱手讓出了自己的執政權。
四、對社會思潮重強力管控輕疏導引導，極大地損害了蘇共的執政形象
社會思潮多元化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后必然出現的現象。上世紀50年代中期，赫魯曉夫上臺后，作為全面否定斯大林的一項舉措，在文學藝術領域推行“解凍”政策，允許在文藝創作中有限度的思想自由，使蘇聯開始出現社會思潮多元化的苗頭。到了勃列日涅夫執政時期，隨著蘇聯綜合國力的顯著增強以及與西方接觸的增多，社會思潮多元化的態勢得到了迅速發展。對于社會思潮多元化的狀況，本應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加以理性分析和正確引導，但蘇共高層卻采取強行取締“地下出版物”并嚴懲當事者的做法。這種缺乏馬克思主義引導的簡單壓制的做法，不僅沒有制止各種宣傳西方思想的“私下出版物”涌現，而且還使其中的一些出版物在民眾中獲得了迅速傳播，并對社會心理產生了巨大影響。隨之而來的是蘇共通過克格勃系統嚴密監測和追蹤這些出版物的源頭，進行強制性的取締和銷毀，并且以“思想顛覆”罪名對編輯傳播者施以流放、判刑、強制關押精神病院、驅逐出境等嚴苛懲罰。這些簡單粗暴的做法不僅不能解決問題，反而極大地損害了蘇共的執政形象，并且在國際社會給蘇聯造成了惡劣影響，成為西方國家對蘇聯加強政治抨擊和思想滲透的口實。到了勃氏執政后期，越來越多的蘇聯公民熱衷于夾帶西方出版物入境，宣傳和傳播西方思想成為隱秘的時髦，馬克思主義主流意識形態如同冰雪消融般瓦解，并最終導致了戈爾巴喬夫時期蘇共意識形態工作的徹底失敗。
五、推行大國沙文主義外交政策，從外部瓦解了蘇共的意識形態領導權
二戰結束后，世界進入以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兩大陣營相互對峙、美蘇抗衡爭霸為主要特征的“冷戰”時代。蘇聯在組建和鞏固社會主義陣營的過程中，名義上講求“平等”“互利”“團結”，實質上卻是以大國沙文主義外交政策片面追求和鞏固本國利益。蘇聯在以“華約”為主體的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為了樹立起自己的絕對權威，不尊重他國歷史文化傳統和具體國情，強制性地要求其他國家復制和照搬蘇聯模式；為優先保證蘇聯的生產和消費需要，粗暴干涉他國正常的經濟發展節奏，打破他國的產業結構平衡。在處理黨際關系上，蘇共習慣以“老子黨”自居，動輒批評指責、甚至直接插手他國的黨內事物，扶植親蘇勢力爭奪最高政治權力，為此甚至不惜訴諸武力。與此同時，出于與美國爭霸的需要，蘇聯在全球推行擴張性外交政策，在世界各地廣泛爭奪和搶占勢力范圍，對地區性事務進行直接或間接的軍事干預，并且悍然出兵侵略阿富汗。蘇聯長期以來的外交政策及具體行徑，與共產主義的宗旨和使命、與社會主義國家的集體主義和國際主義精神是完全背道而馳的，不僅引起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不滿和抗拒，而且造成了與世界上最大的——中國之間的決裂與完全對立，還在世界范圍內塑造了極為負面的強權政治和霸權主義的國家形象。一個國家的政治主張及行動往往是其意識形態立場的真實而集中的體現。蘇聯在國際舞臺上、在不同層面的國際關系中所展示的負面形象，從外部瓦解了蘇共的意識形態領導權，并在事實上形成了一個內外交困的格局，加劇了蘇共在國內的意識形態危機，也加速了蘇共和蘇聯走向最終的敗亡。
說到底，蘇共意識形態工作的失敗，歸根結底在于沒有正確認識和處理黨性與人民性的統一。是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以實現共產主義為最高理想和奮斗目標的無產階級政黨。這決定了堅持黨性與人民性的高度統一是最基本的意識形態主張，作為執政黨的如果背離了這個主張，意識形態陣地就會喪失，執政地位就會動搖并最終被人民和歷史所否定。當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取得重大成就、強國地位鞏固之后，蘇共逐漸背離了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淡忘了共產主義理想信念，把黨異化為凌駕于廣大人民群眾之上的特殊利益集團，把馬克思主義異化成為自己的特殊利益服務的封閉僵化的理論教條。這樣，蘇共的意識形態主張就丟掉了它的人民性，從而也就失去了正確性和科學性，難以避免地一步步走向失敗，并最終導致人亡政息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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