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國必有強軍—— 《時代》 選載
36年前，當大學畢業穿上軍裝，成為中央軍委辦公廳一名軍人時，中國軍隊正開始經歷“邊打仗邊改革”的急速變化。
那時，南部邊境戰事仍然激烈，刺激了解放軍的精簡整編與機械化轉型——最直接的例子是，當時的解放軍沒有可資識別的軍銜制，甚至一度造成戰場上指揮紊亂。血的教訓，激發了解放軍對于正規化和戰斗力的熱切追求，軍隊改革的探討空前熱烈。
那一場持續多年的邊境戰爭，是迄今為止中國軍隊最近的一次戰場體驗。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也是這支龐大軍隊1949年之后的第一次脫胎換骨之變。
從1979年初中美建交、旋風訪美，到當年春季的邊境戰爭，外部局勢與國家戰略大開大合，這些對于近距離觀察并了解武裝力量決策中樞的而言，必定帶來一場強勁的頭腦風暴。
36年后，當成為世界規模第一的230萬人民軍隊的最高統帥，他面臨的仍然是“邊打仗邊改革”——打一場針對解放軍的整肅之仗、生死之仗，同時推動整個軍隊再次脫胎換骨，以適應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安全與發展需求。
有媒體分析說，世界各國最高領導人中不乏30歲以前在軍中服役者，但在軍隊最高領導機關供職、知曉國家高層軍事決策過程的相當罕見。“這個年齡段，奧巴馬在大學里，默克爾在物理化學研究所，兩人都在攻讀學位。普京、卡梅倫在這個年齡段工作了，前者是列寧格勒的機要員，后者是一家傳播公司的公關主管。”
他是那種知道怎樣攻破球門的人
2012年11月15日，在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同時，當選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自1989年11月卸任這一職務之后，時隔23年，中國軍隊的最高統帥再次由一位曾經身穿軍裝的政治家擔任。
早在兩年前，在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上被任命為中央軍委副主席時，就已引人注目。當身穿被稱作“軍便服”的深綠色中山裝，出現在時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身旁時，英國《衛報》評論，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軍事職位”。
那應該是外國媒體集中關注的第一波熱潮。曾采訪過的作家羅伯特·勞倫斯·庫恩說：“他非常熱情，一點官架子都沒有。”英國《泰晤士報》說，以可靠而著稱。美國前財長保爾森曾經評價他是“那種知道怎樣攻破球門的人”。
不少外國媒體還會提到在2009年春天出訪墨西哥會見當地華僑時的那段評論：“有些吃飽了沒事干的外國人，對我們的事情指手畫腳。中國一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饑餓和貧困，三不去折騰你們，還有什么好說的。”
這種直白而自信的表達，讓很多人第一次感受到他溫厚外表下的堅強意志。而這種直白、自信與堅強，在中共十八大之后很快就為國內外所熟悉。
就在2012年11月15日的中央軍委常務會議上，他向全軍提出了“能打仗、打勝仗”這個簡明有力的要求。
次日下午，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召開，中國軍隊的最高領導層換代交接。說，主席主動提出不再擔任中共及軍隊的最高領導人，這充分體現了他作為一位馬克思主義政治家和戰略家的高瞻遠矚、博大胸懷、高風亮節。而則稱是“合格的中央軍委主席”。
毋庸多言，管理這個龐大而復雜的國家，調動各種資源有效推行自己的執政理念，中央軍委主席一職具有特殊的標志性意義。
很快，中國民眾就開始習慣于從新聞中看到身著軍便裝或迷彩服的形象——從到早已形成了中央軍委主席不授予軍銜的慣例，曾向立法機構表示，和平時期不設元帥，自己也不當元帥。因此，如今解放軍最高統帥出現時并無軍銜，而是大多身穿軍綠色的中山裝或不佩肩章領花的軍裝。
一周后的11月23日，在八一大樓向新任第二炮兵部隊司令員魏鳳和頒發了晉升上將軍銜的命令狀。
又過了兩周，他來到廣州戰區，登上了一線部隊的兩棲突擊車以及“海口”號導彈驅逐艦——這艘戰艦裝備了最新型的雷達和強大的防空導彈系統，被稱為“中華神盾”。
在出任中國人民解放軍最高統帥之后的首次部隊視察中，清晰地提出了他的治軍思路：毫不動搖堅持中共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按照打仗的標準搞建設抓準備；依法治軍、從嚴治軍，確保部隊高度集中統一和安全穩定。
履新不滿一個月，就將集成其戰略思考的“中國夢”，針對軍隊具體化為“強軍夢”。
就在視察廣州戰區的這一周，東海艦隊的5艘艦艇完成了赴西太平洋遠海訓練的任務，并在返航途中在釣魚島附近海域巡航；南京軍區空軍舉行了一場多兵種參與的年度規模最大、要素最全的實戰演習，預警機、殲擊機、偵察機等悉數出動。
中國不要沒有尊嚴的和平
與其感嘆出手迅疾，不如看看中國面臨怎樣的狹關險隘。
中國南海局勢持續緊張。2012年4月起，中國漁政船與前來騷擾的菲律賓軍艦對峙數月。2013年12月5日，中國航母遼寧艦在自己的海域訓練時，被美國海軍提康德羅加級導彈巡洋艦考本斯號跟蹤監視，甚至出現了中美軍艦對峙。到2014年5至6月間，越南沖撞中方民用船只千余次，還派出潛水蛙人干擾中國石油鉆井平臺的正常作業。
2012年9月，中共十八大召開兩個月前，日本政府決定購買“尖閣列島”，即中國釣魚島，引發中國多個城市的反日游行。隨后，圍繞著釣魚島海域，巡航、喊話、戰機鎖定，摩擦不斷。
2013年4、5月間，中印邊境發生兩軍帳篷對峙，這場距離300米的對峙持續了20天；2014年9月，在5500米海拔的中印邊界地區，由于印度軍方建起一處觀察屋，兩軍再次發生持續三周的對峙，中國兵力近1000人，印軍2000人。
再將時間軸拉長一點，中國在2010年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被中國超越的日本則陷于漫長的經濟停滯，并疊加了海嘯、地震以及核事故等天災人禍。而歐美則急于擺脫次貸危機和主權債務危機糾纏的困境。
2011年，美國提出“重返亞洲”，2012年將之改為“亞太再平衡戰略”。
有人說，時代開始于世界“東震西亂全面危機”之時。而他本人的判斷是，中國存在著國家被侵略、被顛覆、被分裂的危險。
他認為，中國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臺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前所未有地具有實現這個目標的能力和信心，但前進的道路絕不會一帆風順。
“中國威脅論”已喧囂多年，西方世界反復強化著“國強必霸、強強必爭”的“修昔底德陷阱”之論，認為這是大國崛起之路上難以逃脫的歷史宿命。在2014年1月接受美國《赫芬頓郵報》子報《世界郵報》專訪時予以堅定反駁：強國必定追求霸權的主張不適用于中國，中國沒有實施這種行動的基因。
不過，不追求霸權并不意味著在國防建設上止步不前。恰恰相反，一個軍事軟弱的富國，不僅不能確保自己的安全，還可能招致地區危機，遑論承擔必需的國際責任。
為此，提出了總體國家安全觀，涵蓋政治安全、國土安全、軍事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態安全、資源安全、核安全等為一體，“富國才能強兵，強兵才能衛國”，并強調既重視自身安全，又重視共同安全，打造“命運共同體”。
國防大學教授金一南對此的觀點是，“和平”和“安全”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和平可以在沒有尊嚴的情況下獲得，安全則是有效維護自己的權利。今日中國追求的是國家安全，不是沒有尊嚴的和平。
“如今部分國人的行為讓世界以為中國人很功利，有好處就上，沒好處就溜。這個印象會給中華民族帶來災難。有些國家會據此判斷：只要我硬，中國就軟。”針對“中日必有一戰”之類的說法，金一南說，“中國現在需要的不是對戰與不戰、勝與不勝的爭論，而是要展示自己為捍衛國家利益和民族尊嚴不惜一切的氣魄。這一點超越勝敗。”
也就是說，軍隊必須產生威懾力，否則要軍隊做什么？
因此，在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和周邊外交“親、誠、惠、容”原則等新戰略出爐的同時，在硬幣的另一面，強調“底線思維”，在國家核心利益問題上態度明確、分毫不讓。比如：加快南海島礁必要設施的加固興建；中國海軍和空軍對釣魚島實施常態化戰備巡邏，設立東海防空識別區；艦船飛機不斷跨出島鏈進行訓練和演習；在中印邊界對峙時，同步實施“颶風行動”訓練任務，中央軍委機關報《解放軍報》連續刊發15輯圖片故事《無人區日記》，呈現這一高敏感區域的實戰化演練。
銘記憂患抉擇未來
作為解放軍最高統帥的“強硬”，一方面來自對外部世界和中國安全態勢的判斷，另一方面也來自歷史時空中的思考和警醒。
2014年，是中日甲午之戰120周年，也是又一個甲午年。爆發于1894年的中日之戰，改變了兩個國家的命運，日本一躍成為亞洲的新興資本主義強國，而中國的近代化嘗試落空，被迫割讓臺灣等領土，其后列強攫取瓜分，如禿鷲食肉，天裂地陷，屈辱慘痛，走到亡國滅種的邊緣。
對于甲午戰爭特別是甲午海戰的反思，在2014年達到新高潮。海軍強力號召，隨后很多軍方專家都撰文參與討論。國防大學政委、軍事戰略專家劉亞洲分析說，甲午之敗并非軍隊之敗，而是國家之敗、制度之敗。
也兩次提及甲午戰爭，將其形容為“剜心之痛”。
“軍事上的落后一旦形成，對國家安全的影響將是致命的。我經常看中國近代的一些史料，一看到落后挨打的悲慘情景就痛徹肺腑！”在2013年12月末的一次重要會議上，這樣說。
強調，甲午之戰對于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具有特殊的含義。劉亞洲認為，這種含義其中很重要的就是：甲午之戰應該成為中華民族永鑄憂患意識的標志。
之所以提憂患意識，是因為解放軍近30年無戰事，士氣不振、備戰松懈。
軍牌豪車招搖過市，一些高層軍官染上奢靡之風，買官賣官也不鮮見。
南京軍區一位原副司令員批評說，“少數中高級指揮員，對越野吉普指揮車的感情也淡薄了。我軍最近幾年裝備了‘勇士’和‘猛士’指揮車，但中高級指揮員很少乘坐。”
“演習”成了“演戲”，不是“練為戰”，而是“練為看”。針對這種情況，軍委副主席范長龍特別要求真打實練，不能訓為看、演為看，以犧牲戰斗力為代價消極保安全。
擔任中國軍隊最高領導之后，幾乎沒有什么“過渡”或是“緩沖”，鐵腕治軍，要求軍人要“有靈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要求“軍隊要像軍隊的樣子”，特別是對高中級干部，立下“鐵規矩”，劃出警戒線。
人們很快發現，對于正風肅紀的各項整治行動，軍隊最先響應，相較于地方步伐更快、尺度更嚴。一方面是軍隊反腐突進，落馬者連連，另一方面是訓練演習規模、強度增大，甚至其中的流血犧牲也不再嚴格保密，這被外界視為高層強調“貼近實戰”的強烈信號。
而官方媒體仍在不斷提醒：“某種程度上說，目前作風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的成果是高壓態勢‘逼’出來的。享樂主義的誘惑、軍人血性的銷蝕，承平日久而醉太平、醉太平而滋生腐敗仍沒有絕跡。”
整肅風紀帶來公眾看得見的變化，而這些其實是在為“看不見的變化”醞釀氛圍、準備條件。與中國的改革進程同步，軍隊改革也已進入“深水區”。
由美國啟動的世界新軍事變革，被比喻為一只高速旋轉的圓盤——如果身處邊緣，就很容易被甩出去，必須進入中心。特別是在1999年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遇襲后，切膚之痛讓集中精力發展經濟的中國人下定決心，軍隊不能再“忍耐”——1985年，提出軍隊建設要照顧國家建設的大局，給國家建設大局讓路，“要忍耐幾年”，而20世紀末，也恰好到了這位總設計師預定的忍耐期限。
在這場以信息化、智能化和創新為特點的變革中，美國、俄羅斯、日本等發達國家先行一步，印度、巴西、越南等發展中國家緊隨其后。這對于機械化任務尚未完成同時又面臨信息化任務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來說，挑戰嚴峻。盡管武器裝備在升級，但解放軍的體制編制和指揮體系，仍是在機械化半機械化戰爭環境下形成的，一些與國防和軍隊建設發展緊密相關的政策制度，脫胎于計劃經濟條件下，國防和軍隊建設尚未全面納入國家的整體發展體系之中。
在這種情況下，當中國軍方再談“甲午殤思”，就不僅是復盤歷史、銘記憂患，更是要抉擇未來。
正如劉亞洲上將所言，落后的軍隊不一定是裝備劣勢的軍隊，但一定是觀念陳舊的軍隊。
“錢可以買來先進武器裝備，但絕對買不到先進的軍事思想文化。甲午戰爭前清政府買到了當時世界最先進的軍艦槍炮，但腐朽王朝下的清廷軍隊與經過明治維新的日本軍隊相比，官兵的思想觀念和軍事戰術已經出現了代差。”劉亞洲說。
盡管已經過去120年，但那場讓裝備一流的大清北洋艦隊全軍覆沒的海戰，仍然好似一個魔咒，刺激著中國人不斷自省如何才能走出農耕時代養成的守舊民族心理、落后思想觀念、慣性文化生態？如何真正走出甲午陰影？
這正是的使命。
浙公網安備 33010802003509號
杭州講師網絡科技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