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1日上午，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孫立堅教授在接受采訪時表示，2014版“負面清單”總的方向是在不涉及國家安全以及民族重大培育產業的前提下，在更多行業實現投資貿易的便利化。
在“負面清單”修訂過程中，有關部門對金融、教育、文化、醫療等有序開放領域，對育幼養老、建筑會計、會計審計、商貿物流、電子商務等放開領域，以及一般制造領域的管理措施，采取了能取消則取消，能放寬則放寬的態度。
同時，將農業、采礦業、金融服務、電信服務、航空服務、基礎設施等涉及資源、民生和國家安全的領域以及中藥、茶葉、黃酒、手工藝品等我國傳統產業領域的管理措施予以保留。
“其實，這背后有一個政府職能轉變的問題。”孫立堅坦言，對有些部門來說，“負面清單”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放權，而放權又往往意味著“讓利”，但是管理責任并沒有減少。所以，在操作層面日益清晰、透明的背景下，自貿區的實驗目標是實現國家整體利益的增加和風險可控。
當然，他認為，“負面清單”的制訂和修訂要放在國際大背景下來認識和考慮。“國際商業環境的復雜性，以及我國的社會發展階段，包括意識形態、社會文化差異，都讓我們要對"負面清單"有寬容度。”
孫立堅認為，“負面清單”管理機制留下了廣闊的空間，它倒逼改革、催生創新，但同時也孕育著到現在為止我們未知的風險。借鑒別人的經驗，分析中國的國情，從而探索出一條可持續的開放與發展道路，是今天參與上海自貿區實踐的所有企業、機構和監管部門都應該肩負的歷史使命。“追求高附加價值、高標準的投資、高效率的金融服務，這是上海自貿區的重要內容，也是深化改革的重點。”孫立堅說，實現“三高”，需要探索政府職能轉變，形成市場和政府良性互動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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