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到了諾獎發布的時間，誰是其得主，一直會是經濟學界熱議的話題。雖然事后公布的結果讓圈內人都感到口服心服、眾望所歸，但是每年很少有人能預見到最終的獲獎結果，即使事先一些“知情人”會列出一大堆候選人的名單也往往以“押寶落空”而告終。這也是每年大家更加樂此不疲地推測的理由之一吧。

　　今年諾獎頒給兩位“契約理論”的杰出貢獻者，一位是哈佛教授Oliver Hart，他是英國人，另一位獲獎者、麻省工學院經濟學教授，芬蘭人Bengt Holmstrom，可以看做是評委會非常“應時”的選擇。這兩位大家的學術生涯幾乎都在美國度過，研究的問題主要側重在制定“契約”時，組織和個人如何平衡經濟活動中供給和需求，風險與動機這類問題的分析上，其中涉及到保險索賠、薪資、財產權的設計等問題。雖然這一領域圈外人士可能聽起來沒那么令人興奮，但是，這些研究成果對于理解現代經濟的運營模式非常重要。尤其在反思金融危機的本質和探索世界經濟復蘇的有效方法的當下，其政策指導意義，我認為甚至高于它所擁有的學界一致公認的理論價值。因此，本文重點將從社會分工帶來的委托代理關系的角度來闡述契約理論對現實經濟高效運行的指導意義。

　　社會分工形式的不斷強化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理論上給我們創造了提升資源配置效率、進一步推動經濟發展的空間，但是現實情況下，它又派生出復雜的委托代理關系，員工和公司經理與股東之間的利益沖突關系、消費者與金融家之間的利益沖突等等問題。本特·霍姆斯特羅姆（Bengt Holmstrom）教授在他最早的產學研結合的職業生涯中，觀察到為何“技術進步”的社會成果（比如，計算機的發明）對企業的經營業績的改善存在明顯的差異性？通過研究分析，他終于形成了契約理論領域的開創性論文《道德風險和可觀察性》（1979），從而最早用厚實的數理功底揭示了委托代理關系中利益沖突內在機制，這篇作為這個領域里程碑的研究成果至今已被引用了8881次。它的基本思路是，我們無法保證執行業務的員工完全順從公司經理或股東的意愿去努力工作，或者延伸開來說就是：我們無法保證專業的金融人才順應家庭部門安全投資的意愿去為他們挑選好的項目，把錢投資在有穩定回報的資產上；如果我們不設計一種制度或者叫做（完備的）契約——它能讓員工和金融家既努力工作做出理性的選擇，又能讓他感到這種工作方式對他們自己的利益也是有幫助的，那么一種不勞而獲、掠奪“非知情”委托人的財富這類被稱為“道德風險”的問題就會變得非常嚴重，經濟運行的交易成本也會隨著信賴關系的喪失變得越來越昂貴，資源配置的效率也會變得越來越低下。

　　所以，一個能解決委托代理人利益沖突關系的契約設計，應該符合兩大方面的要求：一是要給所有建立在社會分工基礎上的“合作者”充分的利益，以保障他們愿意合作，這是社會進步必不可少的信賴基礎（比如家庭部門愿意把錢放在金融機構來優化自己人生的消費和投資計劃，而金融家們也愿意發揮自己的業務特長幫助客戶實現人生消費投資的計劃。二是要給事前掠奪“委托人”利益而有意無視“委托人”事前承諾支付給代理人的“工作報酬”（學界稱為代理成本）去追求自己向往的高收益的道德風險行為足夠嚴厲的懲罰，讓他感到貪得無厭并沒有好的結果。否則，這種行為就會造成事后事實上破壞社會分工所依靠的信賴基礎的嚴重后果！雖然這個領域的研究者也都承認在市場化運作的環境中，無法找到不支付看上去多余的“工作報酬”給金融家等，就能自發的形成社會分工條件下的合作方式以提升資源配置的效率，但是它比沒有這種激勵約束（契約精神）的狀況，效率和社會福利都要好很多。

　　問題的難點在于我們如何設計出一個支付最合適的“代理成本”的契約以保障社會分工基礎上的合作方式能夠有序公平的推進。這個牽涉到利益和成本的分配，風險和收益的匹配，合作方式是否可持續（契約的有效性）等問題，尤其是存在未來不確定的狀態下，要建立一個所有經濟活動的參與者都滿意的合作方式（完備契約）是根本不可能的。當然，難點還包括：即使人們可以預料到未來的所有可能發生的情況，但簽約雙方事先也難以用共同的語言將這些達成共識利益分享機制寫入合約；再者，即使簽約雙方事先可以達成一致，但是，事后因某種“事由”形成“糾紛”（不排除一方有意毀約的可能），他們卻很難將事先契約的內容交與第三方（如法院）裁決。

　　為此，英國經濟學家奧利弗·哈特教授同樣運用它出色的數理功底，探討了這種不完備合約狀態下所有經濟活動的參與者的合作關系會受到的影響和解決這類不完備合約的方法，最著名的開創性論文就是和他的主要合作者（Grossman和Moore）一起撰寫的《產權和企業的本質》以及《所有權的成本和收益分析：一個垂直和橫向整合的理論框架》的論文（1986，1990），精辟地闡述了任何契約關系的重要屬性在于誰有持續性的控制權，也就是決定行動和做決策的權利的內在邏輯（學界稱為“剩余控制權”），從而避免了事后機會主義的行為（比如，敲足杠問題等）。

　　因此，作為公司這種合作形式的生存力就在于如何處理非人力資本和人力資本的關系，而且，他們精致的數理模型告訴我們：沒有重要的“非人力資產”存在的公司，它的整合力會因剩余控制權的缺失而變得更加脆弱。它的這種解決契約不完備的思路，在其他方面也得到了很多學者進一步的深化和分析，比如引入委托人與代理人之間的再談判機制、破產清算程序、建立信貸的抵押機制等。某種意義上講，不完備契約的問題更符合目前現實經濟中所面臨的挑戰。比如不完備契約環境下企業家的創新活動有可能會受到很大的抑制，如何建立一個鼓勵創新、風險分擔的機制來解決不完備合約下的利益沖突，風險分擔缺失的問題就變得非常重要。

　　總之，今年諾獎的政策意義就在于現實市場經濟的運行過程中，時刻存在著社會分工所帶來的委托代理關系，如果沒有一個良好的契約（制度）保障環境，我們都無法抵御人為的道德風險行為所造成的社會信賴基礎破裂、資源配置效率低下、金融危機爆發的災難，就無法解釋為何當今很多國家貨幣政策的寬松，并沒有降低實體經濟運行的成本，反而卻因為委托代理關系的惡化所造成的金融資產泡沫的膨脹而被推高的亂象。

　　因此，盡快完善緩解委托代理關系的制度體系，并在此基礎上進行宏觀調控，會起到解決危機的后遺癥和防范新一輪資產泡沫的作用，從而盡快推動實體經濟復蘇。這樣的制度設計才是真正的對癥下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