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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周恩來陪金日成游覽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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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紀七十年代以前，學術界關于朝鮮半島歷史似有兩大顯學：一是北朝鮮政權研究；一是韓國史論研究。但時移世易，風向亦趨逆轉，中朝友誼億口傳，至今已覺不新鮮。近20年來，當意識形態的光環遜位于國家利益，中朝唇齒相連的贊譽已成為一種傳說，當年汗牛充棟、韋編三絕的金日成親華愛華的歷史文獻，還能存留下來不失價值的，恐怕多是那些事兒因人論人因事論事的考證罷。
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巴基斯坦，這個與中國社會制度迥然不同的國家，自中巴結盟以來，直到今天，與中國的感情遠超于意識形態而全天候親密友好，患難與共、知恩圖報，不離不棄。
這是很多人都很迷惑的地方。不同的社會制度，為何巴基斯坦是我們的巴鐵？而同一社會主義陣營的中朝關系，曾經用鮮血凝成的友誼，為何到了今天卻同床異夢，隔閡日益加深了呢？
客觀的說，提到這個課題，少不了談及中國的曾經掌舵人鄧小平與他們的情感變遷史。
回顧鄧小平的一生,就筆者考證所及,他無論在朝鮮半島北方,還是南方,都曾受到人們的無比的尊敬。他一生也確實為朝鮮半島的和平與穩定做出了杰出的貢獻。鄧小平也曾身體力行，為鞏固與發展新中國第一代領導人（尤其是毛澤東與周恩來）精心培育的中朝友誼而不竭余力。
他一生四次訪朝，四次赴朝意義各不同。第一次去平壤是1962年,他當時是中共中央總書記（不是中共中央主席）,奉命率領中共代表團參加朝鮮勞動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受到熱情的款待。金日成單獨會見了他,在與他舉行了親切友好的會談中建立了私人感情；第二次去平壤是秘密之行,那是1964年春天,赫魯曉夫已經下臺,蘇共召開了三月會議,如何看待蘇共的走向,是擺在各國共產黨面前的一個問題。此次訪朝與金日成交換意見，盡管分歧嚴重，但不足影響兩國深刻的友誼；第三次訪朝則是鄧的再度復出，時間是1978年9月9日,是朝鮮國慶30周年,亦是毛澤東逝世兩周年紀念日，當時，金日成很重視鄧小平的來訪,活動中一直把他安排在自己的身邊。更重要的是,在大型活動結束后,金日成特別提出,希望與鄧小平單獨會談,目的是在中國領導政權交接之際鞏固中朝關系。為此，在金日成的苦心安排下，鄧在咸興受到8萬群眾的夾道歡迎！1982年4月,鄧和胡耀邦訪問朝鮮,表明中國高度重視與朝鮮的傳統友誼，定格為“特殊的國與國之間”的關系。那時鄧小平已78歲高齡,亦是他最后一次出國訪問。
此后，兩國關系日見微妙。標志性事件是中韓關系開始出現解凍與接觸，不過，凡有較大的行動，中國給足朝鮮面子，鄧小平都責成外交部主動向朝方解釋與通報。
1992年中國與韓國談判建交前夕，蘇聯和東歐發生巨變，金日成權衡利弊決定最后一次正式訪華,除北京外,還去了山東、南京。當時鄧小平已辭去要職，因年事日高,早已不再會見外國客人,但對金日成訪華仍是高度重視，他還是破例會見，以修補兩國裂痕。
沒料到，會談表面上取得是建設性發展，實際上關系更趨惡化。因為韓國當時是亞洲惟一和臺灣建立外交關系的國家，鄧小平為了改革開放，為了更好的解決臺灣問題，決定和韓國建立外交關系。但是這個消息對金日成是一個毀滅性地羞辱。
金日成要面子更要里子，他不得不向鄧強硬交涉:“既然你想和我們的共同的敵人韓國建立外交關系，那么朝鮮可以和中國的敵人臺灣建立外交關系嗎？”鄧小平很強硬:“你們要是和臺灣建交那么中朝則斷交！”
可以想象，兩國關系惡化到何種田地。反對歸反對，中韓建交擺上日程，勢在必行。但如何向朝方通報，卻頗費斟酌。中共經過反復權衡，決定以轉達總書記口信的方式，派時任國務委員兼外長的錢其琛前往平壤向金日成當面通報。錢見到金后，金態度異常冷淡與震怒。事后，揚言要在臺北設立辦事處等報復措施。金還指責中國“抗美援朝”是假，“保家衛國”是真。總之，金日成認為自己的國家被中國出賣和玩弄了。
而韓國對鄧的行動贊不絕口。自中國打開國門后，韓國人幾乎沒有人不知道“黑貓白貓”理論,贊賞鄧把中國推向改革開放的道路，甚至有人還專門研究鄧小平的理論著作。中韓建交后,盧泰愚總統訪問中國,首先就提出希望拜會與請教鄧小平的治國理念。
至此，朝鮮對華關系一日千丈。金正日接班伊始，中朝關系更是雪上加霜。朝鮮人當時很難接受中國的改革開放路線及中韓建交事宜。金正日乃至揚言，一旦朝鮮爆發戰爭，周邊大國將無一幸免。這到底是在威脅美國還是威脅中國？金氏對華關系，不言而喻！
隨后，報復出爐。
盡管如此，金正日每次來中國正式或非正式訪問，我們照樣為他舉行盛大歡迎儀式，要糧給糧，要錢給錢；同樣，中國重要領導人訪朝，對方亦是高規格萬人接待，“中朝友誼萬歲”呼聲依舊響徹云霄。那架勢，兩國關系似乎仍是輔車相依，唇亡齒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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