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在中國近代史上，是一個爭議甚大的歷史人物。但這正說明其人在中國近代史上起了令人爭議的重大作用并占有重要的歷史地位，曾國藩對中國近代化運動，不僅有發軔、首創之功，而且還使中國在近代化道路上邁出了很重要的一步。如果不是曾國藩回鄉組織湘軍拼死鎮壓太平軍、不是他開啟引進西方“船堅炮利”的洋務運動，晚清不可能出現所謂“同治中興”，清王朝可能更早就壽終正寢了。然而，盡管他對清王朝忠心耿耿、效盡犬馬之勞以保其江山社稷，但與幕客趙烈文的一次小小論辯，卻使他開始憂慮清王朝究竟還能支撐多久、其壽命到底還有多長。在《能靜居日記》中，趙烈文詳記了他與曾的這次談話及此后曾國藩對清王朝命運的思索。
只要沒有緊急繁忙的軍政事務，曾國藩晚上往往喜歡與幕客聊天。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即公歷1867年7月21日晚，時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藩與趙烈文聊天時憂心忡忡地對趙說：“京中來人云：‘都門氣象甚惡，明火執仗之案時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婦女亦裸身無袴?！窀F財盡，恐有異變，奈何？”趙烈文回答說：“天下治安一統久矣，勢必馴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風氣未開，若非抽心一爛，則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異日之禍必先根本顛仆，而后方州無主，人自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本褪钦f，現在“天下”統一已經很久了，勢必會漸漸分裂，不過由于皇上一直很有權威，而且中央政府沒有先爛掉，所以現在不會出現分崩離析的局面。但據他估計，今后的大禍是中央政府會先垮臺，然后出現各自為政、割據分裂的局面；他進一步判斷，大概不出五十年就會發生這種災禍。
聽了趙烈文這番話，曾國藩立刻眉頭緊鎖，沉思半天才說：“然則當南遷乎？”顯然，他不完全同意趙烈文的觀點，認為清王朝并不會完全被推翻，有可能與中國歷史上多次出現的政權南遷、南北分治、維持“半壁江山”的王朝一樣。對此，趙烈文明確回答說：“恐遂陸沉，未必能效晉、宋也。”他認為，清政府已不可能像東晉、南宋那樣南遷偏安一隅，恐將徹底滅亡。曾國藩反駁說：“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趙烈文立即回答道：“君德正矣，而國勢之隆，食報已不為不厚。國初創業太易，誅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難知，善惡不相掩，后君之德澤，未足恃也?！壁w的談話確實非常坦率，他實際上否定了清王朝“得天下”的道德合法性。清軍因明亡于李闖、吳三桂因紅顏一怒大開城門而入關，所以“創業太易”；入關后為震懾人數遠遠多于自己的漢人而大開殺戒，如“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所以“誅戮太重”，這兩點決定了清王朝統治缺乏“合法性”。而清王朝后來的君王——可能他心中所指為康、乾、嘉——的“君德”故然十分純正，但善與惡并不互相掩蓋彌補，何況“天道”已給他們帶來了文治武功的“盛世”作為十分豐厚的報答，因此這些后來君主們的“德澤”并不能抵消清王朝“開國”時的無道，仍不足補償其統治的合法性匱缺。對趙從清王朝得天下的偶然性和殘暴性這兩點否定其統治的合法性的這番言論，曾國藩并未反駁。沉默很久后，曾才頗為無奈地說：“吾日夜望死，憂見宗祏之隕”?！暗u”是宗廟中藏神主的石屋，“宗祏之隕”即指王朝覆滅，曾國藩也預感到清王朝正面臨滅頂之災。
當然，在一段時間內，曾對此問題看法仍十分復雜和矛盾。雖然有時承認現在“朝無君子，人事僨亂，恐非能久之道”，但有時又對清王朝仍抱某種希望，認為現在當朝的恭親王奕 為人聰穎、慈禧遇事“威斷”，所以有可能避免“抽心一爛”、“根本顛仆”的結局。而趙烈文則堅持己見，認為奕 “聰明信有之，亦小智耳”，慈禧“威斷”反將使她更易受蒙蔽。要想挽救頹局，像現在這樣“奄奄不改，欲以措施一二之偶當默運天心，未必其然也”?！澳\天心”頗有些神秘主義色彩，但在此更可將其理解成為一種“天道”、某種“歷史規律”，現在局面如此不堪，如無體制的根本性變革僅靠現在這樣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修修補補，實則無濟于事，而奕 、慈禧均非能對體制作出重大改革之人，所以清王朝難免分崩離析的命運。趙烈文端的是富有洞見，不僅對歷史大勢看得透徹，而且作為一個遠離權力中心、根本無法近觀奕 、慈禧的“幕客”，對此二人的判斷卻準確異常，為以后的歷史所證明。奕 確是朝廷中少有的開明權貴，近代初期的一些革新措施大都與他有關，因此當時有視野開闊、思想開明之譽，但1898年清王朝救亡圖存最后機會的維新運動興起時，他卻堅決反對，證明趙在1867年對他作的僅“小智耳”的論斷不虛。慈禧乃至大清王朝以后不斷為其“威斷”所蔽所誤已為眾所周知，無須再贅。趙的眼光，確實老辣。
不過，曾對趙的論斷仍無法或不愿完全相信，總感到清王朝還有一線生機。同治七年七月下旬（1868年9月中），曾國藩被任命為直隸總督。由于直隸管轄京城四周，曾國藩終于有機會第一次見到慈禧太后、同治帝、恭親王奕 及文祥、寶鋆等高官，在幾天之內四次受到慈禧太后的召見。對此，他當然備感榮耀，直隸總督之職位不僅使他能近距離觀察清王朝的“最高層”領導，而且使他能對全國的形勢有更多了解，這時他才知道國家的頹敗遠遠超過自己原來的預料，而朝中根本沒有可以力挽狂瀾之人。同治八年五月二十八日（1869年7月7日）晚上，他對剛剛來到保定直隸總督府的趙烈文坦承自己對時局、朝政的失望，對慈禧太后、慈安太后、奕 、文祥、寶鋆、倭仁這些清王朝最高統治者們的人品、見識、能力、優點與弱點逐一分析點評了一番，分析點評的結果是他們皆非能擔當王朝中興重任之人。他們尚且如此，其余的人更加庸碌無為，曾國藩不禁哀嘆清王朝的未來“甚可憂耳”。這種局面，正是一個衰朽政權用人制度“逆淘汰”的結果，但反過來，這種“逆淘汰”又會加速這個政權的衰敗。最終，他不得不同意趙烈文兩年前的論斷：清王朝已經病入膏肓，難以救藥。
歷史驚人準確地應驗了趙烈文的預言，清王朝終于在1911年土崩瓦解，距1867年預言它不出五十年就徹底垮臺正好四十四年；而且，接踵而來的也是趙所預言的長期“方州無主，人自為政”、即軍閥割據的混亂局面。當然，曾、趙已分別于1872和1894年去世，并未看到自己的預言和預感“成真”，對他們來說，這或許倒是一種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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