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聯閱讀：連岳《請商人遠離政治》
時下，有人提醒商人關心政治，否則，“抓到我時，已經沒人替我說話”；有人則說，“在商言商”，“請商人遠離政治”，專心把生意做大就行了。孰是孰非？我們不妨以《金瓶梅》里的西門慶為例來說明。考察中國傳統社會商人的生存之道，西門慶可謂是一個極好的標本。
小說開篇介紹，西門慶父親開了個生藥鋪，走川廣販藥材，家境還算殷實，西門慶算個富二代。可是他“不甚讀書，終日閑游浪蕩。一自父母亡后，專一在外眠花宿柳，惹草招風，學得些拳棒，又會賭博，雙陸象棋，抹牌道字，無不通曉。結識的朋友，也都是些幫閑抹嘴，不守本分的人。”是個吃喝嫖賭抽五毒俱全的人物。
照說，這樣的人很容易成為敗家子，西門慶卻恰恰相反，將生意越做越大，除生藥鋪外，還開了綢緞鋪、絨線鋪、當鋪等。此外，還放高利貸、壓價收購等等，搞起跨行業、多元化、集團式經營，一躍成為“山東第一個財主”。西門慶縱欲身亡時，通過他向女婿陳經濟交代后事的話里，可盤點出他的大致家底：緞子鋪五萬銀子本錢、絨線鋪本銀六千五百兩、綢絨鋪五千兩、印子鋪占用銀二萬兩、生藥鋪五千兩、松江船上四千兩，還有別人欠的高利貸，近十萬兩白銀。再加上房產、現金、珠寶等，可能在十五萬到二十萬兩白銀。明代萬歷年間一兩銀子的購買力，大致相當于今天的200多元人民幣，西門慶的商業資產價值人民幣三千至四千萬元，這在一個小地方確實算是一個富豪了。
西門慶為何能迅速發家致富？《金瓶梅》的作者蘭陵笑笑生說：“卻有一個緣故，只為這西門慶生來秉性剛強，作事機深詭譎，又放官吏債，就是那朝中高、楊、童、蔡四大奸臣，他也有門路與他浸潤。”西門慶的成功固然與其性格和做事風格有關，最為重要的是，他交通權貴，掌握一定的政治權力，離核心政治權力很近，手里的權力騰挪空間很大，按照權力收益曲線，即掌握政治權力越大，距離核心政治權力越近，權力騰挪空間越大，收益越大的規律，西門慶必然收獲巨大的權力和商業利潤。
西門慶的父輩似乎跟政治并無瓜葛，西門慶開始跟權力也無聯系，要是他一直像他父親那樣經營，撐死是個大藥材老板，斷不可能成為各行通吃的首富。但是社會的殘酷現實告訴他：“權門之利害如響，富室之賄賂通神”（《明嘉靖實錄》），要想發大財，必須跟權力搞好關系。西門慶悟透這個道理，就想方設法鉆營權力，他通過各種關系，打通了太師蔡京（總理級別的高官）的門路，得到了正五品的提刑使（千戶），并被蔡京收為“干兒子”，由此，一腳踏進權門，編織出一張從朝中的蔡太師、朱太尉、李太師到監察部門的宋御史、蔡學士、同級的夏提刑以及張團練、荊千戶、賀千戶、還有各縣縣官的縱橫交錯的權力網絡，用媒婆文嫂的話說：“東京蔡太師是他干爺，朱太尉是他衛主，翟管家是他親家，巡撫、巡按多與他相交，知府、知縣是不消說。”有了這張權力網絡，做什么都順風順水起來。
西門慶做的這個千戶，負責清河縣的治安與刑罰，相當于清河縣及周邊地區的公安局局長，而清河縣令才七品而已。為何西門慶這個局長的級別比縣長還要高呢？梁盼先生解釋：明代的地方設置“衛、所”兩級軍事機構，而千戶，正是“所”這個機構的最高軍事長官。衛所雖是軍事機構，但在和平時期，它可以兼職管理地方治安事務，而且級別比起行政系統的官員要高。（梁盼在《西門慶：社會轉型期的商人典型》，載《財新網》2013年3月29日）這樣，西門慶就是清河縣實質上的“最高官”，又背靠京城蔡太師，他在河清縣說一，誰敢說個二字？這樣一個地方“最高官”，又有商業頭腦，又有“第一桶金”，他要經商，則官商合一，財勢相輔，既是市場里的裁判員，又是運動員，生意上的買賣，要輸要贏由他說了算，清河縣有哪個人做生意可以做得過他？他不是首富誰是首富？
其實，西門慶是看不起做官（特指文官）的，這大約也是很多商人內心的真實想法。《金瓶梅》第四十九回寫西門慶在家中招待蔡御史，要妓女董嬌兒陪宿，事后董嬌兒抱怨蔡御史打發得太少，西門慶就說：“文職的營生，他那里有大錢與你！”別看他瞧不起文官，但又覺得權力是個好東西。故而他對自己“買”了一個五品的武官還不是很滿意，因為正兒八經的科考出身，更為世人看重。他生了個兒子，就對他的兒子說，“兒，你長大來，還掙個文官，不要學你家老子，做個西班（武職）出身，雖有興頭，卻沒十分尊重。”
西門慶看不起做官的，又渴望做官（文官），主要是做官有利可圖，且可以擺脫商人地位卑賤的窘境。這就像《清代官場百態》中講的一個故事：有個富商捐了個知府，皇帝問他：既然經商可以致富，你又何必捐官呢？富商答：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經商獲利雖多，但終不如做官獲利優厚，而且當商人也不如當官體面。（李喬《清代官場百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0版）試想，要是西門慶不投奔權門，不交通官吏，也能輕松發財且體面，他何必如此呢？作為商人，他顯然知道這一切是要支付成本的，而且成本不菲。西門慶平常小氣得要命，為家人買東西都要反復念叨，交通權貴卻出手闊綽，且看給蔡太師的壽禮清單：黃金二百兩，玉杯犀杯各十對、赤金攢花爵杯八只、明珠十顆，大紅蟒袍一套、官綠龍袍一套、漢錦二十匹、蜀錦二十匹……真是動了血本的。
西門慶顯然知道這樁買賣劃算，一旦“買”了官，一旦找到靠山，等于購買了政治特權，他就不再是一個單純的商人，同時是一個官人，他既能以商人身份做買賣，又享受官僚的合法特保權，包括享受政治權力對官僚的人身和財產保護。所以西門慶“買”了官，在中央有靠山罩著，一方面為其經商打開了方便之門，譬如，他通過勾結蔡狀元（后被任命為兩淮巡鹽御史），便能夠比一般商人早一個月“拿取三萬鹽引行市 ”，獲利十倍之多；他勾結山東巡按宋喬年拿到可獲利一萬兩白銀的皇家工程（艮嶽）批文，生意做得紅紅火火。一方面他偷奸李瓶兒、氣死花虛子、陷害蔣竹山、霸占宋蕙蓮、害死蕙蓮父親宋仁等等之后仍安然無恙。可以說，西門慶是清河縣的土皇帝，他有底氣說：“就使強奸了嫦娥，和奸了織女，拐了許飛瓊，盜了西王母的女兒，也不減我潑天的富貴！”
在重農抑商的政策下，國家歷來是“塞民之羨（多余的錢財），隘（限制）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管子·國蓄》）人民沒有根本的財產保障權。皇帝手頭緊的時候，就會向富人要錢。譬如漢武帝時，國家長年對匈奴用兵，財政開支龐大，以致“府庫益虛”。為了搞錢，國家一面實行鹽鐵專賣，另一面向商人動刀子，頒布“算緡令”（一千文錢串在一起，稱為一緡），這是針對商家的稅收法令，規定價值二緡的貨物要上繳一算的稅；小手工業者的產品稅收減半，每四緡收一算；農民不用繳這個稅。于是商人就琢磨怎么樣偷稅漏稅，謂“富豪皆爭匿財”。為此，武漢帝又推出“告緡法”，鼓勵人們告發商人偷漏稅行為，偷漏一緡即成罪狀，要抄家查產，充軍發配，此舉一下子使國家財政收入大增，而“商賈中家以上大抵破家”（《漢書·食貨志》）。
唐玄宗、唐肅宗、唐德宗“師承”劉徹，不過，他們要做得“文明”些，名為“借商”，每次向富商借款達數百萬緡，結果自然是老虎借豬——有去無回，沒人敢向皇帝討債，被掠奪了也只能默默忍受。
粗人出身的朱元璋就粗暴得多了，直接抓商人的小辮子，扣罪名，進行赤裸裸的掠奪。譬如朱元璋定都南京后，擔憂江南富商豪族在當地盤根錯節，形成尾大不掉之勢，欲削之而后安。而江南首富沈萬三對朱元璋百般討好，出巨資替朱元璋修建了三分之一的城墻，還獻出白金二千錠，黃金二百斤，助建了南京的廊廡、酒樓等，讓朱元璋無從下手。正在這時，沈萬三提出拿錢來犒勞三軍，朱元璋聽說了非常惱火，犒勞三軍，你這是要當皇帝的節奏么？于是要殺了他，是馬皇后求情，才將沈萬三充軍云南，最后不知所終。此后，沈萬三的后人又被牽連進田賦官司和謀反案，失財又失人。僅謀反一案，沈家80多人被殺，田地被沒收，從此衰落。沈萬三之子沈文度是攀上明成祖朱棣的心腹紀綱這棵“大樹”之后，甘做門客，孝敬不斷，沈家才得以慢慢“復興”。
與中國傳統社會商人被隨意掠奪不同，西方建立了限制政府權力和保護私人財產的法律。1215年，英國國王和貴族簽字畫押立下條約——《大憲章》，其中第三十九條規定：“凡是自由民除經貴族依法判決或遵照國內法律之規定外，不得加以扣留、監禁、沒收財產、剝奪其法定保護權，或加以放逐、傷害、搜索和逮捕。”對人身和私有財產的保護，為英國商人積累資本，做大做強，為英國政治走向君主立憲，為英國社會走向資本主義，奠定了法律基礎。
英國的首相威廉·皮特有一句名言：“即使是最窮的人，在他的小屋里也敢于對抗國王的權威。屋子可能很破舊，屋頂可能搖搖欲墜；風可以吹進這所房子，雨可以打進這所房子，但是國王不能踏進這所房子，他的千軍萬馬也不敢跨過這間破房子的門檻。”這是對政治權力不能輕易侵犯私人財富的最好解釋。
中國商人則沒有那么幸運，“中國社會，政府的權力太大了，使富有的非統治者不能享有任何真正的安全。他們對任意征收的恐懼始終揮之不去。”（布羅代爾《世界史綱》）用林彪的話說：“有了政權，百萬富翁、千萬富翁，一夜之間就可以打倒。”要抗擊各種敲竹杠，就要尋求權力庇護；要想獲得更好的資源，也常常需要權力公關……留給西門慶們的是沒有選擇的選擇——交通權貴，西門慶要是活在現在，不能直接買官，也要弄個“某某委員”的頭銜。交通權貴就是購買政治特權：購買發財的特權和自保的特權。
有了這兩項特權，西門慶才沒有像一般的商人那樣小富即安，把自己的財富變為房產、田地等不動產，而是特別重視資本周轉流動和不斷增值。他從蔡狀元那里提早弄到三萬兩鹽引賺了錢，就派人去杭州買回一萬兩的緞絹，緞子鋪開張第一天，便賣出了五百兩銀子，他又派人拿著賺到的錢往湖州買綢子，去松江販布匹，像滾雪球一樣將生意越做越大。這種商業進取精神很像西方的資本家，其實是因為他有政治靠山，有底氣，而一般的商人縱想做大做強，也因害怕被權力盯上而收手。難怪王亞南先生說，“秦漢以后的歷代中國商人都把鉆營附庸政治權力作為自己存身和發財的門徑。”王毅先生則說，“托庇于官僚政治之下，是制度環境對于中國商人生存出路的根本性規定。”（王毅《中國皇權制度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7年10月版）
倘若說西門慶還只是一個虛擬的小說人物，那么，胡雪巖則是現實版的西門慶。在清軍與太平軍的攻戰之中，他幫助清軍購運軍火、糧米，受到朝廷器重，左宗棠任浙江巡撫，委他為總管，主持上海采運局，兼管福建船政局，經手購買外商機器、軍火及邀聘外國技術人員。后任江西候補道，被御賜二品頂戴，賞穿黃馬褂，腳跨政商兩界。正是這種官商身份為其私人資本增長開辟了廣闊的空間，他操縱江浙商業，專營絲、茶出口，操縱市場、壟斷金融。高峰時，他的阜康錢莊支店達20多處，布及大江南北，資金2000萬余兩，田地萬畝，“富坷封君”（汪康年《莊諧選錄》）。他的生活也相當奢侈荒淫：妻妾成群，號稱“十二金釵”，每每要用“翻牌子”來決定與誰共寢。他還強買民女，新鮮感一過就給銀棄之，有人稱他“凡買而旋遣者，殆數百人。”([晚清]歐陽昱的《見聞瑣錄》)
其實，文學是現實的反映，鄭振鐸曾經說過：“在《金瓶梅》里所反映的是一個真實的中國社會，這個社會到了現在，似還不曾成為過去。”（《鄭振鐸全集》，花山文藝出版社1998年11月版）西門慶就是明朝中后期官商結合的典型。王世貞曾統計嘉靖、萬歷年間天下巨富的情況，在他所舉出的天下巨富二十二家中，高官權貴占了十七家，包括蜀王、黔公、太監黃忠、黃錦及成公、魏公、都督陸炳、京師張二錦衣等，其余五家無非也是靠著依附在政治勢力之下的特許行業、或高利貸的典當行業。（轉引自《沒有神的所在——私房閱讀〈金瓶梅〉》華文出版社2010年4月版）西門慶則是地方上的高官權貴兼巨富代表。
可見，在專制皇權社會，真正能夠將生意做得很大的，要么是仕而優則商，要么是商而優則仕，沒有政治權力這個“紅頂”，不可能將生意做得很大。
不過，成也權力，敗也權力，胡雪巖從錢莊一個小伙計做成顯赫一時的紅頂商人，是因為投奔權門。但胡雪巖最后悲涼收場，卻是因為成了官場里政治斗爭的犧牲品，是李鴻章為了倒左宗棠而將左的人胡雪巖倒掉，胡終究是政治浪潮中的一片浪花，翻轉一下，就沉下去了。
也就是說，沒有權力作后盾的商業利益是靠不住的，而以權力作后盾的商人又常常成為權力角斗的犧牲品。而相比之下，后者仍然要較前者安全可靠得多，由商而官，就擁有了合法特保權，形同渾身鎧甲，而普通商人只有一層綢衫，你說哪個更經得起敲打？
所以，商人奔走權門仍如過江之鯽，像西門慶那樣弄個“紅頂”戴，這是無奈而可悲的制度性陷阱。所謂“商人無祖國”，“在商言商”，“請商人遠離政治”，不屑于談政治，怕有害自己的思維和經營，那只是一廂情愿——你不想談政治，政治卻想找你談談。
（原標題：商人怎么可能遠離政治）
（責任編輯：楊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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