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馮侖
最恐懼的，是沒有方向的時候
當時我和王石一起，從西安開車到新疆烏魯木齊。去戈壁灘上，車突然壞了。手機在那個地方沒有信號。戈壁灘的地面，全部是鵝卵石，溫度高得幾乎能把輪胎烤化。我們沒有辦法跟任何人聯系，我們越來越恐懼，甚至開始焦躁。
這時候司機下了車，他不斷地轉，不斷地在地下看。他在看什么？他在找車轍。司機終于發現了一條新車轍，我們齊力把車橫在車轍上面。然后司機說：“剩下的事情，只能等待，不要有任何奢望。”
然后我們開始等待。一個小時后，有一輛特別大的貨車在我們面前停下來。我們的司機寫了一個電話號碼，請貨車司機出戈壁灘后打電話找人來救我們。
大貨車開走后，我們在車上開始嘀咕：“這事靠譜嗎？人家會幫忙打這個電話嗎？”我們的司機說了一句話：“在沒有方向的地方，生命是唯一的選擇的時候，信任是最可寶貴的。”結果我們又等了一個多小時，救我們的人果然來了。
這件事發生后，我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到底什么時候最恐懼？不是沒有錢的時候，不是沒有水的時候，也不是沒有車的時候。最恐懼的時候，實際上是沒有方向的時候。有了方向，其實所有的困難都不是困難。我總琢磨，理想這件事情，就相當于在戈壁灘上突然找到了方向。
方向由心中的價值觀決定
但是方向是怎么確定的呢？方向是心中的價值觀。這個價值觀就是是非判斷。有任何理想，都要堅持到最后，都要兌現你的諾言。而這個價值觀是什么？是誠信與道義。
有了價值觀的驅使，人就會有方向感。每個人的價值觀不同，每個時代的價值觀也不一樣。
社會在變，如今國家理想變成了個人理想。比如說一個人喜歡放風箏，他要做全世界放風箏導師，這就是一個理想；比如說有人想娶個好媳婦，過上好日子，這也是理想。我不是很贊成任何一個社會都讓政府、領導人、大人教小孩、小人物、年輕人去追隨他們強加的理想。
我主張我們應該在一個時代、一個環境下，根據現實、價值觀來確定我們的追求，提出自己的理想。人有了方向感，就會快樂，生命會變得簡單，就會在現實中從“糾結哥”變成“淡定哥”。
樂觀對待人生算不準的苦惱事
人一生有三件最苦惱的事情算不準：第一，算不準今后你要賺多少錢；第二，算不準有多少幸福和痛苦；第三，算不準什么時候、以什么方式離開這個世界。但是如果有價值觀、有理想，算賬就變得非常簡單，人活得就很通泰。
我每天經常算賬，但是我自己就做三件事：第一，看別人看不見的地方；第二，算別人算不清的賬；第三，做別人不做的事情。
什么人最快樂呢？有信仰的人快樂，心里頭有方向感的人快樂。理想就是一個方向感，像在黑暗隧道前方的一點光明。如果失去光明，人會恐懼、會死亡；而有了這個光明，人會行動、會前行。這就是理想在生命當中的意義。
理想是“道”現實是“術”
當然，理想這件事情，也不能把它夸大到什么都能解決。它屬于“保健品”，不是“速效救心丸”。所以理想是一個增加概率的運動，有理想的人比沒理想的人，只不過是成功的概率高一點，快樂程度高一點，毅力強一點，走得遠一點，心里頭踏實一點。
一談理想難免要談到現實。現在流行一句話——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我們永遠都在講理想，卻永遠不能和理想擁抱在一起。我是這么看，理想永遠是從現實中孕育出來的。因為不滿，所以有夢想；因為沒有，所以才需要；因為很弱小，所以想強大。
理想只是告訴人要去哪里，至于怎么去，這是每個人的事。所以可以簡單地總結：現實是“術”的問題，理想是“道”的問題。也就是說，去哪兒和為什么要去，是由“理想”來回答的；怎么去和什么時間去，能否到達，這是現實中要解決的問題。
另外，我們必須看到，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真正能堅持理想的人畢竟是少數。多數人是在實現理想過程中被現實磨滅，然后妥協了。
就像18歲的時候在談愛情，38歲的時候在過日子。真正能夠以愛情的方式活一輩子的人很少，我們華人地區只有一個瓊瑤阿姨是真正的愛情信徒，用愛情滋潤自己，養育自己，而且成就自己，豐富自己。
當我們在一起講理想的時候，猶如在山下散步，每個人都信誓旦旦地說“我要登上山頂”。大家仔細看，走一會兒，就剩下一半人了，再走，到了最后，就剩五六個人了。其他人都不知道跑哪兒去了。或許在半山腰上，有人會說風涼話：“上去干嗎，上去也得下來，有這工夫，不如去看個電影談個戀愛旅旅游。”
許多人都在給自己找理由。最后就剩下一個人，登上了山頂。這個人告訴大家，我看見了很多風景。但也許仍有人不以為然，說照片怎么跟你說的不一樣？要不就說，我沒上去，不信你看到的。
可是，那是別人，你只要做好自己，堅持好自己的夢想，一步一步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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