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曾國藩的最后八年，他內心也糾結了八年，他曾經成功過，甚至成功到可以政變的地步，卻又壯士斷腕，明哲保身；他曾經退卻過，甚至退卻到可以放手的地步，卻又宦海涅槃，備受重用；他從未放棄過為國家奮斗的真誠，卻在最后與“愛國”無緣。
1864年7月21日，曾國藩收到了那條他期待已久的消息——九弟曾國荃從南京發來了攻克天京的捷報。對這個消息的到來，除了最應有的喜悅之外，恐怕更多的還是來自內心莫名的恐懼，而這種恐懼則來源于對官場重重黑幕的不確定感。從這天起，這場長達13年讓中央心驚肉跳的政治動亂終于可以告一段落。曾國藩的眾多友人和同事紛紛前來道賀，其中有個叫竇垿的在慶賀之后不忘留下這樣一句話：“憂盛危明之定識，持盈保泰之定議”。
糾結南京：以裁軍抵銷“欺君罪”
6天之后，曾國藩等來了慈禧的嘉獎。慈禧在上諭里祝賀湘軍攻下天京，賞曾國藩太子太保銜，賜封一等侯爵，賞戴雙眼花翎。攻破天京后，李秀成在逃亡的過程中被湘軍抓獲，而如何處置李秀成，卻讓曾國藩費了一番功夫。從李秀成事后寫下的 “昨夜承老中堂調至駕前訊問，承恩惠示，真報無由”，“昨夜深惠厚情”等語就可以看出，曾國藩肯定裝出了一副連自己都能騙過的真誠態度，向“俊杰”李秀成做出了些許承諾。
但 這些承諾恐怕一件也兌現不了，因為曾國藩審出了曾國荃的致命問題。據李秀成招供：攻破天京時太平軍只有一萬多人，而曾國荃報給曾國藩的是十萬人；曾國荃說幼主“舉火自焚”，而李秀成招供說幼主逃出了南京；李秀成說圣庫里金銀財寶無數，而曾國荃向曾國藩匯報時卻只字未提。關鍵是曾國荃打給自己的報告，自己又“轉發”給了慈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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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讓曾國藩把李秀成押到北京，曾國藩為避免“東窗事發”，把李秀成秘密處決，并刪除了李的口供中所有對自己不利的內容。而此時的左宗棠也沒閑著，背著曾國藩秘密給北京上折子，稱據金陵逃出難民供出，偽幼主洪天貴福于同治三年（1864）6月21日由東壩逃至廣德，被太平軍將領黃文金迎入湖州府城，想借偽幼主名號，召集太平軍余眾。
左宗棠把南京真相往北京一捅，等于說曾國藩欺君罔上。曾國藩上折反駁左宗棠，稱洪天貴福可能已死，而黃文金為糾合太平軍余眾偽稱尚存，是古來常有之事。左宗棠看到此奏后，馬上給中央寫奏疏申辯，指斥曾國藩有欺君之嫌。兩人你一折我一疏，在慈禧面前展開大論戰。至此曾左二人十幾年的交情付諸東流。
曾左關系破裂后，曾國藩再次收到了北京發來的兩封上諭。第一封上諭在獎賞曾國藩的基礎上，又封曾國荃為太子少保、一等伯爵，接下來是李臣典、蕭孚泗分別封子爵和男爵；而在第二封上諭里，慈禧對李鴻章、左宗棠、僧格林沁、沈葆楨等分別給以表彰和封賞。
第二封的獎賞不比第一封的獎賞高或低，卻又故意弄出兩封上諭，而且還要一起發來。很明顯是要做出一個“區分”——第一封上的人都是在南京干過一些見不得光的事，而第二封上的人則沒有。
自古以來，中央平定地方叛亂之后，最關心的就是兩件事：一是主謀死了沒有？二是“贓款”繳到手沒有？而這兩件事曾國藩都沒有給慈禧一個好的交代。洪秀全雖然已確認死亡，但幼主逃出南京。另外天京圣庫里的金銀財寶就這么不明不白的沒了，擺明了就是被曾國荃給黑了。
隨后，第三封上諭到了，這次慈禧直接點名批評曾國藩，說他指揮不當致使幼主逃脫，并督促曾國藩把圣庫里的實數報上來。曾國藩一看，慈禧說的全都是那些被他一手刪除的李秀成招供內容。
如何把“欺君之罪”平穩地扛過去？曾國藩只有一條路：裁軍。于是他立即上奏朝廷請求裁軍，慈禧果然迅速批準。1864年8月21日，湘軍吉字營共有25000人，到了1865年3月，只剩下了2000人。裁軍速度之快還體現在軍餉方面，曾國藩上奏9天之后，他就果斷停掉了廣東厘金，這曾經是湘軍的財政生命線。1862年以來，廣東厘金單單是供給那些圍南京的湘軍部隊，就高達120萬兩白銀。如果真的停掉了這筆軍餉，也就意味著湘軍再也無法對中央構成威脅。
糾結淮北：遭遇滑鐵盧
裁軍之后，曾國藩給北京打報告，請求讓曾國荃開缺回籍，慈禧同樣迅速批準。之后曾國荃回到老家閉門謝客，每天潛心練書法，而曾國藩也算是度過一劫。可是太平天國這場“大戲”雖然已經收尾，但中國淮北地區的捻軍“巡演團”又拉開了帷幕。
太平天國失敗后，陳玉成親手培養的“后備干部”賴文光與捻軍匯合，同時也為捻軍帶去了太平軍的治軍理念。僧格林沁是北京專門派去剿捻軍的蒙古親王，但他并不了解賴文光的游擊戰術打法，仍然依托蒙古騎兵特有的機動能力，卻被賴文光繞得團團轉，最后因落入捻軍包圍圈而被擊斃。
僧格林沁的死震動了朝野，北京曾指望僧格林沁能鎮壓捻軍，提升在政界中的地位，以便制衡湘軍派系的崛起。沒成想到頭來還是要依靠曾國藩來擺平。慈禧為了防止曾國藩以裁掉湘軍、手里沒兵為推托，給了他指揮河北、河南和山東三省八旗、綠營各軍的大權。
1865年6月18日，曾國藩自江寧動身北上。曾吃過湘軍大虧的賴文光開始憂心忡忡，但令賴文光沒想到的是，這次曾國藩帶來的軍隊再也不是當年令他懼怕的那支湘軍了。
在圍剿捻軍的各支部隊中，淮軍的戰斗力最強，但那是李鴻章一手帶出來的，曾國藩一下就陷入了指揮“三角戀”。往往是曾國藩給淮軍將領下達了軍事命令，淮軍再私下請示李鴻章，只有李鴻章同意了，才能執行。
1866年，朝廷再次起用曾國荃為湖北巡撫。曾國藩正愁在淮軍中無法施展他的軍事部署，就讓曾國荃募得湘勇一萬五千人，稱為“新湘軍。”新湘軍的加入不但使整個剿捻部隊戰斗力增強，也讓曾國藩的軍令下達更加順暢。
同年7月25日，曾國藩會同劉銘傳商量“防河大計”，準備利用黃河、運河、沙河與淮河把捻軍困于黃淮之間的狹窄地帶，這等于是廢掉了捻軍所擅長的游擊戰能力。
幾天后，湘軍劉松山、張詩日兩軍和捻軍正面遭遇，雙方大戰7天，捻軍損失約6000人。曾國藩覺得堅持利用防河大計，一定能達到錦上添花的效果。不料捻軍在9月24日突然發動對河南防河工程的攻擊，并突圍而去。曾國藩開始急躁起來，命令追擊，這等于又犯了僧格林沁的老毛病，讓捻軍牽著鼻子到處“旅游”。
中央倒曾的聲音開始沸騰起來，慈禧也對曾國藩這兩年的表現不滿意。曾國藩請求以“散員”身份留在部隊里，以便可以更好地貫徹落實他的“防河大計”，但北京最終沒有給他這樣的機會。雖然事實證明，繼任者李鴻章正因為執行了他老師的防河計劃，對捻軍的圍剿才得以成功，但曾國藩的“北征無功”已成為他人生最大的滑鐵盧。
糾結兩江：吏治無希望
1866年，被撤掉剿捻欽差的曾國藩，回任兩江總督。到晚清時期，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官員都已經腐敗不堪，各地官場黑幕重重。曾國藩并不愿意接受這種政治現實，他到任兩江之后，全面改組了兩江各級領導班子，各個位置都換成了自己覺得是“能做事，不愛錢”的湘系親信。他也招考了一些人才，曾國藩的看人能力一向很強，但也有過“自擺烏龍”的時候。
有一次，一位曾在浙江教育系統工作過的人前來面試，曾國藩問他如何解決下級欺瞞上級的問題，此人回答這個問題是個偽問題，說了三個理由：一是像胡林翼那種人，精明強干，人們根本不能欺騙他；二是左宗棠非常厲害，人人都怕他，也就不敢欺瞞他了；三是像曾大人這樣以誠感人、以禮待人、以道化人，已經做到了“人不忍欺”的境界。他的這番言論打動了曾國藩，隨即派他去督造船炮，幾天后此人攜款潛逃，曾國藩默然良久，黯然獨坐，自言自語：“人不忍欺？人不忍欺！”
曾國藩自己心里明白，湘軍子弟之所以豁出性命跟著他干，并不是因為什么堅定的信仰，只是圖個不參加科舉考試也能進入公務員隊伍，找個烏紗帽鐵飯碗。在既有的政治體制不出現大變動的前提下，縱使清廉的官員到了那個位置上，也要跟著大家貪污腐敗，否則就難以在官場上生存，這是潛規則。
但是，如果腐敗到行政體系已經難以正常運作的時候，就需要抓一個“表示表示”。可是大家都腐敗，抓誰不抓誰就成了一門學問。曾國藩請教他的幕僚趙烈文，趙烈文表示要抓就抓丁日昌，因為丁是個腐敗“先進典型”。
但曾國藩想動手的時候，發現已經力不從心，因為丁和李鴻章走得非常近，李又是自己的得意門生，丁日昌一邊貪污，卻又把李鴻章每月所需軍糧辦得妥貼，曾國藩已經被官場拖入到另一種糾結當中，這么明顯的一個貪官，一旦反了他的腐敗，勢必影響剿捻戰事，如果不反他的腐敗，又如何去整治別人？曾國藩在兩江的反腐大業終究還是被政治體制緊緊地捆住，不動則已，一動全盤棋子將一起陷入混亂，那就只好讓他一直腐敗下去。
曾國藩雖不貪錢，卻也接受下屬的“進貢”，之后把這些錢集合起來給自己建了個小金庫，用小金庫的錢公款吃喝、迎來送往，又接著給自己的領導“上貢”，卻從不把小金庫里的錢裝進自己的腰包，他是官場潛規則的遵從者，自己卻又游離在“清官淘汰定律”之外。
糾結天津：罵聲中離去
1868年，中央突然下達旨令，任命曾國藩為直隸總督。直隸總督掌握了京畿重地的安全與防務，一般這個職務都要交給朝廷極度信任的人。
1870年6月，由于天津地區發生疫病，在天津的法國天主教育嬰堂所收養的嬰兒大量死亡，達三四十人之多。這時，有謠言說是天主堂的神甫和修女，經常派人用藥迷拐孩子去挖眼剖心制藥等。數百名憤怒的百姓先后打死了法國領事豐大業及其隨從，殺死了10名修女、2名神甫、2名法國領事館人員、2名法國僑民、3名俄國僑民和30多名中國信徒，焚毀了法國領事館、望海樓天主堂等4座基督教堂，釀成了震驚中外的大事件。
7月2日，曾國藩在保定署衙留下了他生平第二份遺囑。他說，他行將前赴天津，“外國性情兇悍，津民習氣浮囂……恐致激起大變”；并表示“余此行反復籌思，殊無良策”。曾國藩已進入60歲，在這一年，他的肝病日益嚴重，右眼已經完全失明，身體每況愈下。
法、英、美等國一面向清政府提出抗議，一面調集軍隊進行威脅。曾國藩1870年7月到天津，立即發布名為《諭天津士民》的告示，接著釋放了案件嫌疑人，并在奏折中為洋人在中國的行為進行辯護和洗刷。
曾國藩按照法國人的要求搜捕參加反洋教的民眾，但其中供認不諱的所謂“真兇”只有七八人。曾國藩認為只殺幾個人數目太少，難以使洋人滿意。于是接著加緊搜捕，一定要湊夠20人，為豐大業等20個洋人抵命。
曾國藩在天津一系列的動作，讓參與斡旋的英國人、大清海關總辦羅伯特·赫德感到難以置信。后來，赫德以一長串刺耳的詞匯評價曾國藩：“優柔寡斷”，“被評價過高的人物”，“與他的崇高聲望名不副實”，“才能不過平庸而已”……一句話，在赫德看來，曾國藩老朽而昏聵，他對外部的世界一無所知。而曾國藩辦洋務出身，深知國家積弱多年，目前無任何資格跟列強叫板，他只有犧牲自己的名譽去換個賣國賊的罵名，而保全國家的利益。事后，他在給慈禧的奏折中認為：“中國目前之力，斷難遽啟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一法”。
1872年，李鴻章花了5年的心思為他的老師蓋了兩江總督府，這個在洪秀全天王府的基礎上建起來的總督衙門，其奢華程度讓從天津“罵聲”中歸來的曾國藩不斷贊嘆。這年2月27日，曾領銜上奏：促請對“派遣留學生一事”盡快落實。并提出在美國設立“中國留學生事務所”，在上海設立幼童出洋肄業局。
3月12日，曾國藩在午后突感腳發麻，曾紀澤趕緊扶他入書房，端坐三刻后逝世。在自己因為天津教案郁郁而終之前，處理的最后公務竟是派遣中國學生去遭國人痛恨的地方——留學。在人生最后的八年，曾國藩內心也糾結了八年，一個不喝酒、不抽煙、不玩女人的人曾經成功過，甚至成功到可以政變的地步，卻又壯士斷腕，明哲保身；他曾經退卻過，甚至退卻到可以放手的地步，卻又宦海涅槃，備受重用；他從沒有放棄過為國家奮斗的真誠，卻在最后與“愛國”無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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