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竊占釣魚島是很無恥的，凡我中華同胞同感憤怒。我們主張保釣，提歷史依據，與日本外交交涉，護漁巡航，甚至軍事對抗，各種作法，審時度勢，策略而為。作為普通民眾，我們可以上街抗議、可以個人拒購日貨、可以不去日本旅游、可以參與保釣行動與保釣組織，這些也都是理性之舉；現代社會，我們可以有自己的立場，有自己的立場的表達，有自己的激憤的意見的抗辯，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你砸自己的貨品，扔掉自己的日貨，那也是你的個人自由。但是我們不可以做這樣的事情：不可以對于任何人包括日本人、用日貨的人進行人身攻擊；不可以對其他人的私人貨物包括日貨進行毀壞；不能攔阻他們購買任何貨物包括日貨；不應組織別人正常的就業行為包括去日企的就業行為；不能誹謗與謾罵他人包括在日資企業和在日本機構工作的人；更不能以保釣為名，行打砸搶之實。現在國內一些地方已經出現的打砸搶行為，已經呈現出違法犯罪的趨勢，有些人的行為讓我們想起了文革、暴亂的行為模式，讓我們憂慮，讓我們擔心，也讓我們憤慨。
無論內政與外交，今天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作為我們普通民眾，很多時候有憤慨，有生氣；我們有不少人，在自己的生活中，有不如意，有傷心，有委屈，有抱怨。因此如果時機合適，我們很可能借著某些機會來發泄與表現自己的不滿，這種不滿是復雜、豐富與多樣的。我們在類似保釣這樣的事情上，帶去的動機越復雜，則導致我們在保釣上的效應越受限。無論是日本人還是國際社會，他們看我們民眾的聲音與行為越無理，則對于我們的同情度越低，對我們中國民意的尊重度越低，把我們看成流氓社會的可能性越大，如此日本人不戰已經得到了道義分，而我們不戰而已經亂了自己的陣腳，本來可以借用的民意分則成了負面的輿論負債。對于我們現在的很多人而論，面對國際事務，表達自己意見與正當游行示威，并不是一件熟練的社會行為，是我們在學習表達的一個社會溝通技能，有些人在這樣的群體行為中可能有新鮮感與興奮度，甚至在參與的過程中情不自禁地參與某些不理性行為。在群體中，個體是容易被感染的，但是我們還是期望參與者在事前就有一個心理的準備，對于自己的行為表現有適當的計劃與預期，對于群體行動過程中出現的不理性行為不簡單起哄、支持與圍觀，而應該脫離、制止與反對，成為不理性行為中的理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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