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93年首次訪問蘭德公司，看到他們的人員錄上有那么多數學家與科學家的時候就驚呆了。在我看來，當代智庫之智，已經不同于傳統的智慧之智，也不是簡單的知識之知，而是決策運籌模式、數據處理模型、問題解決方案模擬的方法論之智。與傳統的個體讀書寫作相比，現代智庫的成果更具有重在方法論與工具運用的成果，而非將預期的觀點做成文章與報告這樣的模式。在現代智庫的資源對比中，數據資源、模型資源、跨學科人才資源的競爭才構成了現代智庫具備系統、持續與顯著超越個人見解、資助者見解、權威者見解與領導者見解的可能性，如此也才有可能解決像新區域新產業規劃、地區戰略資源配置、區域緊張局勢管控、職業教育改革、民辦醫療服務、城市外來人口管理、艾滋病傳播模式控制等超越個人知識范疇的系統問題的對策管理。專業的方法論，是我們對于智庫成果有信心的關鍵，這樣的方法論運籌的結果不只是可能超越專家的個人觀點、首長的先入之見，而且有可能超越研究者本人的見解與觀點。我們很多學者不重研究工具與方法論，也缺少對于真實的問題定義能力，更缺少淬煉與形成解決方案的經驗與意愿，所醉心表現的主要是主觀性很強而樸素性也很強的個人見解，沒有方法論的學者群體完全可能成為鬧哄哄的政策噪音，其智的程度與含量都非常低，這也非常令人憂慮。
      
       今天的智庫熱，無論是在大學里的，社科院系統的，官方科研事業單位體系的，事實上是一種計劃經濟式的、圈錢式的、運動式的操作，是換牌、帖簽、剪彩式的智庫潮，但是我更主張在需求與采購端進行更大的改革，如果能做到公共政策咨詢、公共政策測試與公共政策評估的公開采購，而且實行關聯機構回避制度，也就是同一系統設立的政策機構回避，那么我相信整個智庫市場就會有大的變化；也可以實行同一政策課題，多個競標單位同期操作，最后可以看到不同結果的對比；事實上，咨詢結論不能單一化、問題取向式地提供解決方案、方法論而非觀點取向等等對于智庫質量的要求，不是靠設立所謂專家評估機制或者所謂政府對于智庫的監管單位解決的，而是依靠建立盡量公開化、透明化與競爭化的采購模式來優化的。在公開競技與PK式的成果質證中，更多的優秀機構與優秀成果才可能脫穎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