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全面深化金融改革的主要措施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貨幣政策調控的針對性和靈活性明顯增強。為了支持實體經濟發展，2014年國務院出臺了一系列降低企業融資成本、緩解流動性不足的措施，在此背景下，央行密切關注經濟和金融運行的動態，在堅持穩健的貨幣政策總基調條件下，先后采取了兩次定向降準和多次運用常備借貸便利的措施（同時將常備借貸便利從1-3個月的短期向3年的中期擴展），及時調控流動性，有效緩解了流動性緊張的狀況，提高了貨幣政策操作的靈活性。2014年7-8月間，實體企業的短期貸款凈減少3046億元和金融運行中流動性吃緊狀況加重，使2013年“6·20”事件再度發生的可能性大大提高。有鑒于此，央行緊急出手，釋放出了5000億元的中期常備借貸便利，保證了經濟和金融運行的平穩。
第二，金融市場價格浮動空間進一步擴大。2014年3月17日起，人民幣與美元的匯率浮動區間由每日的1%擴大到2%，由此，人民幣匯價形成中市場機制發揮的作用空間進一步擴大，受各種供求因素(包括美國退出量化寬松、美元升值和國際貿易條件變化、國際資本流動等)影響，與2013年相比，人民幣匯價的雙向波動幅度有所擴大。2104年11月22日，根據經濟運行狀況的要求，繼2012年7月以后，再次下調了人民幣存貸款基準利率，且選擇了非對稱調整的方式，不僅為降低實體企業的貸款融資成本創造了條件，而且擴大了各家存貸款金融機構在吸收存款方面的差別利率水平，提高了它們在存款定價方面的競爭程度。在一系列改革措施逐步落實到位的背景下，從7月下旬開始，A股市場的交易價格持續走高，上證指數從2200點左右上行到3400點左右，日成交金額最高突破1萬億元（超過了1996年A股全年總成交金額），創下了全球股市有史以來的單日交易金額新高。
第三，按照建立負面清單的要求，取消或公開行政審批事項。2014年2月19日，中國人民銀行公開了行政審批事項目錄，將行政審批事項界定在21項以內。繼2013年11月14日，中國銀監會對外公布修訂后的《中資商業銀行行政許可事項實施辦法》，取消中資商業銀行開辦證券投資基金托管業務和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境內證券投資托管業務行政審批等事項之后，2014年6月23日，中國銀監會又發布了《關于推進簡政放權改進市場準入工作有關事項的通知》，變“機構籌建延期和開業延期審批”等7項行政審批為報告制管理。2014年2月18日，在前期工作的基礎上，中國證監會再次取消了3項行政審批事項，同時，公布了尚存的63項行政審批事項目錄，并計劃在未來3年內再取消18項行政審批事項。2014年2月27日，中國保監會出臺了《關于取消行政審批項目的通知》，取消行政審批事項2項，并公布了尚存的行政審批事項。這一系列行政審批事項的取消和公開，都表明了金融監管部門貫徹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總取向，提高了市場機制在配置金融資源方面的決定性作用程度。
此外，也還有諸多可圈可點的金融改革措施出臺，其中包括存款保險制度的征求意見、銀監會對建立民營銀行的支持、證監會對股權投資市場的支持和保監會在巨災保險方面的推進等。以金融脫媒推進金改
也需要清醒地看到，金融改革是一項艱巨復雜的系統工程。由于各種金融產品之間存在的替代性和互補性程度遠高于實體經濟產品，貨幣政策調控機制轉變、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業務轉型、資本市場機制調整、保險體制改革深化、資產管理回位信托機制、擔保機制到位和金融租賃“三隊”合一等相互關聯相互制約，同時金融覆蓋經濟社會各個方方面面，影響力遠大于一個具體實體產業部門，所以，金融改革具有很強的“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效應。這既意味著深化金融改革的難度大于實體經濟部門，也意味著深化金融改革的緊迫程度重于實體經濟部門。2014年是全面深化金融改革的開局之年，它雖然邁出了第一步，但今后的任務更加艱巨，因此依然任重道遠。
信用關系是金融運作的基本機制。信用關系，在最基本的含義上，是指在彼此信任的基礎上就有條件地使用（或讓渡）某種物品（或資源）所達成的契約關系和履行該契約的行為過程。從18世紀以來的300多年歷史看，發達國家的金融信用依此沿著商業信用、銀行信用和市場信用的脈絡而發展，如今它們的金融體系已是由這三種金融信用類型協同共存所構成。與此相比，中國的金融體系迄今依然以單一的銀行信用為特征。銀行信用建立在存貸款機制基礎上，通過存款創造貸款、貸款創造存款的程序以持續膨脹的“貨幣乘數”方式不斷再創造出巨額債務性資金，引致經濟金融運行中的杠桿率非但居高不下而且愈加嚴重。從1999-2014年的15年間，中國的貨幣乘數持續快速提高。到2014年9月，中國的貨幣乘數已達20.43倍，遠高于各個發達國家。另一方面，銀行信用以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運作為基本點。在資金供給者和資金需求者均缺乏其他金融產品選擇的條件下，商業銀行等存貸款金融機構借助賣方壟斷地位，以最低的價格（利率，下同）獲得存款資金，再以最昂貴的價格將這些資金貸放給實體企業，由此獲得巨額營業收益。2014年，M2-M0的數額達到1168115.28億元，如果按照1年期存款基準利率和1年期貸款基準利率的利差3個百分點計算，商業銀行等存貸款金融機構可獲得利差收入為3.5萬億元，比2013年底的1047950.54億元存款的利差收入增加了3000多億元。如果將活期存款利率（即0.35%）納入其中計算，則商業銀行等存貸款金融機構獲得利差收入將更加突出。
2012年以后，國務院就不斷強調要降低實體企業融資成本、降低金融為自己服務的比重，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兩年過去了，經濟金融運行中的實體企業融資成本不但沒有降低反而繼續大幅上升，金融為自己服務的比重不但沒有減少反而繼續擴展。究其主要成因，中國的金融資源主要由商業銀行等存貸款金融機構配置，它們按照自己的意向和運作機理展開經營運作。在新增貸款規模受到行政管控之后，運用各種理財產品機制，通過銀信合作、銀證合作等一系列“銀行的影子”通道，層層加碼，結果既提高了實體企業獲得資金的成本又提高了金融為自己服務的比重。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強調，經濟體制改革要“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而展開。對中國金融體系改革來說，這不僅要求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而且要改變由商業銀行等存貸款金融機構在配置金融資源中起決定性作用的間接金融為主格局，使金融回歸實體經濟，建立由金融市場決定金融資源配置的新體系。2014年12月11日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公報中強調，中國經濟發展已進入新常態，“要圍繞解決發展面臨的突出問題推進改革，推出既具有年度特點、又有利于長遠制度安排的改革舉措，繼續抓好各項改革方案制定”。從金融實踐來看，金融回歸實體經濟的一個較好的突破口是，使債券（尤其是公司債券）回歸直接金融，通過金融脫媒機制推進金融體系改革深化。在公司債券回歸直接金融的背景下，實體企業可以通過發行公司債券從資金供給者（城鄉居民和其他實體企業）手中獲得資金，由此將打破簡單受制于銀行貸款的狀況。由于公司債券利率高于存款利率低于貸款利率，這將提高資金供給者的資金運作收入水平，降低實體企業的融資成本，扭轉實體企業融資成本持續上行的趨勢，以及金融為自己服務的比重持續提高的趨勢。在這種背景下，存貸款利率市場化將邁開真實步伐，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在存貸款業務量減少的背景下，將不得不展開經營運作業務的實質性轉型。另一方面，對貨幣政策和金融監管來說，隨著公司債券等直接金融工具的發展規模擴大，繼續堅守機構監管的機制已缺乏實踐的根據，變機構監管為主為功能監管為主就將成為必然趨勢。
2015年，債券回歸直接金融可能邁出實質性步伐。諸如地方政府債券、中央企業債券、上市公司債券和中央政府項目債券等直接面向城鄉居民和實體企業發售，從而改變由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購買債券所造成的債券變為間接金融工具的狀況，推進金融脫媒。這一改革將有效為存貸款利率市場化、央行貨幣政策調控機制轉變、存款保險制度的實施、商業銀行等存貸款金融機構業務轉型、金融監管對象轉換和資本市場的對內對外雙向開放，創造有利的市場條件。
但通過金融脫媒機制，建立直接金融為主、三種金融信用類型同生共存的現代金融體系，是一個相對長的過程，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即便從2015年開始計算，債券余額要達到能夠與貸款余額大致可匹敵的數量規模，也需要10年以上的時間。在這個時間段中，也還有一系列因素影響著金融脫媒的進程，這決定了這種“滴水穿石”式的改革也不會一帆風順，因此，還需要各方面的積極進取，以“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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