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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濟全球化程度日漸加深的今天，中國的發展所牽動的早已不只是國人之心。2014年，我國GDP增長率下降至過去25年最低點，引發國際社會廣泛關注。中國如何適應并引領經濟新常態？會不會“撞上自己的長城”，陷入停滯甚至崩潰？面對這些疑慮和誤解，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胡鞍鋼近日在美國著名期刊《外交事務》上發表文章作出有力回應。“中國并未接近崩潰邊緣，而是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中國的世紀并非已進入終章，而是剛結束開篇”，有理有據的觀點在國外引發強烈反響。經作者獨家授權，本版和光明網聯合刊發該文中文版。

1.從追趕者到領先者

要理解中國經濟的新常態，必須先回顧歷史。中國經濟現代化起步晚，采取的是“追趕型”增長模式，即在長時間落后之后經歷迅猛的經濟增長。例如，1870年到1913年間的美國遵循的正是這種發展模式，經濟年平均增長4%；俄羅斯經濟從1928年至1939年年均增長4.6%；日本經濟從1950年至1973年年均增長9.3%。而中國在1978年至2011年這33年間，GDP年均增長近10%，遠遠超出上述國家。

這段時間的高速增長讓中國經濟能夠追上甚至趕超美國經濟。按購買力平價計算，麥迪遜數據庫的歷史數據表明中國GDP在2010年超過美國，世界銀行全球性國際比較項目的數據則表明中國GDP在2014年超過美國。但如果采用世界銀行Atlas法計算，中國經濟要到2019年才可能超過美國，也就是說如果按現值美元計算，中國GDP仍落后于美國。實際上，比較兩國經濟最客觀的方法是衡量發電量，因為這一標準有形且可量化，更與現代化密切相關：只有提供大量電力才能支撐工廠運轉和大樓建設。1900年，中國發電量僅為美國的0.01%，1950年上升到1.2%，2000年升至34%，2011年超過美國。從這個角度看，中國已經完成了對美國的總量趕超。

盡管還存在許多亟待改善之處，但中國發展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巨大利益。中國人口總量相當于美國的四倍多，中國人均GDP直到2030年左右才能接近美國人均GDP的一半。但是中國在其他方面確實取得了重大進步：平均壽命（約76歲）接近美國（約79歲）；預期教育水平也在接近。不過，自1979年以來，中國發展帶來的財富更多惠及城鎮或沿海地區居民。要實現中國政府“共同發展和共同繁榮”的終極發展目標，不僅需要更可持續的發展，更需要公平的利益分配。

未來一段時期內，中國經濟增長必將放慢，這是十分清楚的態勢。然而，對于放慢的程度和持續時間，經濟學家們各執一詞。2014年，中國GDP增長率下降至7.4%，是過去25年來的最低點，許多人預計2015年中國的GDP增長率將繼續下降。雖然7.4%的經濟增長速度已經讓許多其他國家望塵莫及，但他們不像中國這樣，需要在未來十年里創造數以千萬計的就業崗位。因此，一些專家對中國的經濟前景感到憂心忡忡——他們警告說，由生產推動的中國式增長已經難以為繼。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2013年就曾說中國“將要撞上自己的長城”。據此觀點，中國經濟的問題不在于是否會崩潰，而在于何時崩潰。

這種看法是誤導性的。中國經濟并未接近崩潰邊緣，而是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稱此階段的發展為“新常態”，這一說法原本被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PIMCO）前CEO穆罕穆德·埃爾-埃里安用來形容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后西方經濟的艱難復蘇。習近平定義的“新常態”有所不同，指的是中國重新平衡經濟的關鍵過程，包括經濟增長動力更加豐富，增長速度更可持續，更加公平地分配利益。中國經濟尚處于新常態初期，如果中國政府能夠有效應對，中國人民就有望享受到生活質量的持續提高和重大改善。與此同時，世界也有望看到中國進一步融入國際經濟體系。中國的世紀并非已進入終章，而是剛結束開篇。

2.增速放緩 更趨穩健

一定程度上，中國近期經濟增長放緩是不可避免的。三十年的高增長讓中國成為一個龐大的經濟體，經濟總量的邊際增長愈發困難。即便按當前匯率計算，中國GDP也已經在2014年突破10萬億美元，這意味著如果名義增速達到10%就要增加1萬億美元，相當于比世界經濟強國沙特阿拉伯的GDP總量還多。如此大規模的高增長必然是不可持續的，因為這種增長需要無限制的能源供應作為支撐，對環境造成了極大壓力。中國的碳排放量已經超過了美國和歐盟的排放量之和，而且仍在持續增加。

有鑒于此，中國別無選擇，唯有放緩增速。盡管7%對于世界大多數經濟體來說仍屬于高速增長，但對中國來說，這一速度能使煤炭、清潔飲用水等基礎投入的需求降低到中國力所能及的水平，也能夠幫助中國更好地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挑戰，兌現其在2014年《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中的承諾，最遲在2030年開始減少碳排放總量。

中國政府已經開始適應經濟新常態，目前成效顯著。2015年是中國“十二五”規劃的收官之年。雖然“十二五”規劃在實施中遭遇經濟增長放緩，但其中五大目標的逐步實現增強了經濟實力，改善了人民生活：一是城鎮新增就業4500萬人。中國已經超額完成目標，城鎮新增就業達5000萬人，這一重大成績與同期美國和歐洲高居不下的失業率形成鮮明對比。二是調整經濟結構，服務業比重從2010年的43%增至2014年的48%，這個目標也提前完成。三是加強科技創新，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支出從2010年占GDP的1.76%增至2015年的2.2%。這一目標也已經達成，標志著中國成為世界科研經費支出第二大國。這項投資已經開始產生紅利：2014年，距中國通過首部專利法還不到30年，中國發明專利申請數量就比美國多近50%。四是提高社會福利，包括擴大醫保體系，目前已覆蓋超過95%的中國人口。五是改進八項資源環境指標，包括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及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

與此同時，以中國的標準看，“十二五”規劃設定的經濟增長目標并不高。中央政府將GDP增長目標定在7%，計劃到2020年將人均GDP在2010年的水平上翻一番。這些目標向各個地方政府發出清晰信號：經濟發展要從重數量向重質量轉變。

當前中國城鎮居民收入是農村居民收入的兩倍有余，不過這一差距今后將日益縮小——新的發展模式將拉動國內消費，促進GDP持續增長。當然，中國經濟增長放緩也會給國內經濟發展帶來嚴峻挑戰，尤其是新增就業和糧食增產可能會減少。但這是結構轉型的代價，為了更大的發展，付出一定代價是值得的。

3.中國發展 惠及全球

新常態影響的不僅是中國。隨著國內經濟的重新平衡，中國必將在世界舞臺上發揮更大作用。中國已經是全球經濟最有力的引擎，如果中國經濟以7%左右的速度持續增長，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很可能仍將是驅動世界發展的最重要力量。2000年至2013年，中國經濟增長占世界增長總量的23%（美國占近12%）。筆者預計這一數字在2020年前將增至25%，并將全球經濟增長維持在3%以上。

貿易方面，中國也已經引領全球并將持續增長。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貿易統計數據，中國是140多個國家的最大進口來源地；2000年至2012年，中國貿易總額占世界貿易總增長的比重約為13%。不過，如果中國政府希望拉動國內消費，減少對出口的依賴，就必須進一步打開國門，降低關稅稅率，鼓勵中國企業走出去，設立更多自由貿易區，增加服務貿易。要吸引外資，中國政府必須進行開放資本賬戶等改革，包括放松對跨國資金流的限制，建立“負面清單”，即列明不對外資開放的經濟領域，除此之外的其他行業均對外資開放。

在智力領域，中國也已經準備好為世界作出更大的貢獻。中國已躋身世界最大知識產權產出國之列；從2000年至2012年，中國發明人為世界貢獻了62%的新增專利申請（美國約占25%）。中國政府重視創新，有望采取更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措施，鼓勵中國公司申請國際專利并傳播新技術，尤其是向發展中國家傳播技術。

中國與全球經濟融合越深，中國就越會成為全球經濟的穩定器，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以來中國一直發揮著這樣的作用。危機爆發后，中國政府出臺極富魄力的刺激政策，有人認為這一政策是推動全球經濟復蘇的最大動力。中國政府確保了本國9%以上的經濟增長，才使全球經濟增長率由負變正。今后，中國將通過更為正式的渠道繼續發揮作用，通過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金融機構，促進國際金融秩序改革，惠及發展中國家。

隨著中國經濟領導力日益增強，中國必將承擔更大的全球責任。中國在許多方面已經挺身而出。同時，中國政府也十分明白，下一發展階段成功與否不僅取決于其自身，也取決于外部世界。沒有基于規則的均衡全球秩序，中國不可能繁榮。因此，中國將繼續推動貿易自由化，反對貿易保護主義，開展區域合作，建立更能反映發展中國家利益的全球治理體系。從這個意義上說，經濟新常態就是要將中國建設得足夠強大，不僅有利于自己，更有利于世界各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