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擔心，溫州金融改革不可能成功。
作為溫州市金融研究院、溫州大學金融研究院以及溫州大學金融學院的顧問委員會委員，吳敬璉先生對溫州金改持謹慎態度。他表示：“我不是很看好溫州的金融綜合改革，這種試驗當然有一定意義，但如同病人吃阿司匹林或抹萬金油。”
縱觀各方言論，對溫州金改的擔憂包括了兩個層面的信義：一，擔心政府權力擴張到民間金融領域，以往溫州民間金融主要由民間自行發揮，而現在，地方政府更深地介入了民間金融領域，政府主導下的常見的尋租、低效痼疾是否會在溫州的金融領域發作？二，擔心政府對溫州金改推動不力，在具體的政策方面不作為。溫州民間金融并未在利率市場化等方面有關鍵性突破，在小貸公司、村鎮銀行的審批方面沒有放松，有關人士希望央行甚至更高的決策層能夠對溫州的金改給予更多的優惠政策。
中國改革常見的悖論在溫州金改中再次顯靈。我們既希望政府大力支持溫州金改，給予各項特殊政策，又希望政府之手能夠自覺在停止在市場之外——兩種貌似不相干的憂慮集中于溫州金改，說明在這場改革中，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尚未劃清。
溫州金改如果失敗，必定敗于改革激情的喪失，敗于非市場化的風險管控體系。
作為中國市場經濟重鎮的溫州，迄今沒有與之相匹配的金融體系，從上世紀80年代到本世紀2003年前后的改革無一成功，金融改革之難可見一斑，改革激情消磨也可見一斑。一窮二白時可以大刀闊斧改革，小有資產時考慮到烏紗帽與資產的安全，改革激情也就隨這消退。
改革需要勇氣與智慧，沖破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復雜利益格局。
10年前，溫州探索利率市場化改革，一些農村金融機構存款利率可以相應提高30%，結果是，存款傾斜性流向了農信社系統，引發其它金融機構反對，最終被撤銷試點。允許溫州提高利率，就意味著利率的全盤放開，各金融機構必然大叫大嚷表示反對，央行不可能在利率市場化方面為溫州開綠燈。
此次溫州金改試點中另一項“重啟個人境外直接投資”，也可能夭折。原因很簡單，允許個人境外直接投資雖然拓寬了民間資本的投資渠道，符合外匯儲備“藏匯于民”的方向，是人民幣國際化過程中的重要環節。
與利率市場化相同，允許一地境外直投就相當于允許所有的地區境外直投，國內投資者可以借助溫州人的身份揚帆出海。有辯護者振振有辭地說，溫州個人境外直投是可控的，溫州居民數量可控，資金數量可控。來自溫州方面的數據顯示，2011年，溫州境外投資額5352.7萬美元，外匯資金匯出2139.04萬美元，人民幣境外投資176.7萬美元。據溫州市商務局的統計，近幾年前來溫州推介的眾多海外投資項目中，90%的項目都是面向中小企業或個人投資者。但我們不能忘記，溫州市金融辦估計的溫州民間資本總量超過6000億元，而且每年以14%速度增加這一事實，并且，為什么允許溫州居民境外直投，而不是讓國民分享這一紅利？憑什么溫州居民戶籍紅利就更高？沒有人能夠回答這一問題。請別忘記2007年的港股直通車是如何停駛的。
太大的利益格局目前無法獲得整體性突破，溫州市政府必須在民間資金的運用于定價上下功夫。在這方面，相關政策非常保守，讓人很難相信這是市場化的重鎮所制訂的政策。
相關舉措包括，2013年末小貸公司發展到100家，支持本市優質民營企業參股村鎮銀行，準備申報設立地方性金融組織。其中非常奇怪的現象，就是仍然以數量為優，難道設立100家小貸公司、難道選拔小貸公司成為村鎮銀行就能夠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無序的狀況？如果這些小貸公司無法進行自主運作，無法對風險進行準確定價，這些小貸公司、擔保公司很有可能滑向我們不愿意看到的一方，貨幣寬松時靠天吃飯，貨幣緊縮時加入高利貸者的隊伍。上述舉措對小貸公司、村鎮銀行的描述缺乏真正的對于市場的尊重，對于金融規律的尊重。
溫州“金改”中值得表彰的是，建立借貸平臺對民間融資進行規范化管理，通過備案制與撮合交易使民間金融陽光化，但這只是第一步。如果通過撮合交易建立全國性的民間資金平臺，將借貸資金計入企業成本享受稅前抵扣，就會向著風險監管與市場交易邁進一大步。則全國的中小企業、民間資金都將受惠于溫州。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方案是，允許溫州發展新型金融組織和金融服務機構，對自然人發起金融公司松綁。允許自然人發起設立創業投資公司或股權投資公司，允許自然人設立民間資本管理公司，允許自然人創辦其他專業資產管理公司。在利率無法市場化的前提下，擴大直接融資是中國迂回式改革的必然選項，通過民間資金的直接投資，建立直投的風險定價體制，將是溫州金改對中國金融改革最有可能的貢獻。
第一次溫州金融改革以失敗告終，他們被投機熱、被小富即安、被利益集團中的反對者、被保守思維打敗。實體經濟轉型倒逼出溫州二次金融改革，這次改革不會走入同一條河流，無論是建立高效資金撮合平臺，還是直接投資，即使溫州改革，其他地方也必然接踵改革。因為中國無退路可走，必須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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