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文忠，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1984年考入北京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梵文巴利文專業，師從著名學者季羨林先生。上世紀80年代中期，留學德國漢堡大學印度與西藏歷史文化學系。近年在中央電視臺《百家講壇》欄目主講一系列中國古典傳統文化普及節目。
文/羊城晚報記者何晶 實習生 陸璐
圖/張小龍
近日，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錢文忠推出新書《夢幻圣域木里》，用文字搭配攝影師拍攝的圖片，為讀者介紹木里的風土人情與人文價值。
錢文忠一直對藏文化充滿熱愛，曾在北京大學和德國漢堡大學學習相關專業，近年來常常驅車行走于藏區。
四川木里，自從被美籍學者約瑟夫·愛弗·洛克發現以來，一直是美麗神秘的同義詞，被稱為“人間的最后一塊凈土”。錢文忠兩次進入木里，他說：“近距離感知藏區的民俗風情、宗教文化、經濟發展狀況，體悟藏域文化的深厚魅力，雖然行程艱險，卻是一次絕無僅有的旅程。”接下來他還將繼續進入木里，打算在那兒恢復一座被遺棄的小寺廟，再捐造一間圖書館。
但錢文忠畢竟不是一個普通的游客，作為學者，他還有更多的感受：“傳統文化中的藏學文化研究目前呈現出兩極狀態：一邊是非常純粹的藏學研究類書籍，讀者非常少；另一邊是大量的‘旅游手冊’類藏學文化書籍。我想在兩者之間找到平衡，把學術性和通俗性結合起來。”所以接下來，他還將推出一系列關于藏地文化的圖書，統一裝訂為小開本，可以放進牛仔褲兜里。“我特別想提倡一種隨身的閱讀，這種閱讀是輕而重、小而大的。”
早在2007年，錢文忠在中央電視臺《百家講壇》節目主講《玄奘西游記》，受到讀者歡迎。多年來，他一直希望能通過不懈努力，從中國傳統文化豐富的資源中找尋解決當下問題的有效途徑。
對談
A 這幾年開始轉向田野行走
羊城晚報：從《百家講壇》到寫藏地木里的新書，您關注的重點似乎變了？
錢文忠：這幾年我有個很大的改變。我的專業比較狹窄，前些年“陰差陽錯”去做了一些電視普及的工作。我本來受的是最傳統的學院訓練，當時就覺得，如果能把學院里的專業知識變成大家共享的知識，也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這項工作一下做了將近十年，引發了大家對國學的熱情和關注。但它被快速商品化、產業化，國學現在成了牟利的手段，或者說是大家可以售賣的商品。這種虛熱很容易感受到，比如到機場、高鐵站，經常可以看到一些大師級人物講國學的書，我認為他們是傳銷大師。曾幾何時，幾位大師還在賣醫療產品，或者是別的東西呢，現在開始賣國學了。這就是虛熱。
現在的國學熱，我感覺已經變成了另外一種東西。到底什么是知識？我們這個時代有好多非常精致的知識，但常識卻很缺乏，所以我對什么叫知識開始懷疑。能不能找到一種知識，依然是活生生的、和生活相關，但又相對不那么容易被商品化和市場化侵蝕的？后來我開始轉向行走，覺得還是要行走在田野里。所以這幾年，我往很偏的地方走得很多，在這個過程中有一些感受，寫了下來，就成了新書。
B 每粒米上都有一根紅線的“文化標本”
羊城晚報：您的新書《夢幻圣域木里》所寫的木里，到底是怎樣一個地方？
錢文忠：木里在藏文中的意思是遙遠的地方。這是一片非常神奇的土地，說起木里很多人不熟悉，但說起香格里拉大家都知道。其實，真正的香格里拉在木里。被美籍學者約瑟夫·愛弗·洛克發現以來，“木里”一直是美麗神秘的同義詞，那本暢銷書《消失的地平線》寫的就是洛克在木里的經歷。木里的地理環境極度封閉，交通極為困難，情況很難為外界所知。同時又地處藏文化與漢文化的極邊地區，關于這里的歷史記錄不多。
木里有古老悠久的文化。按照聯合國的標準，這里的語言是最高標準的瀕危語言，只有50個人在用，隨時會失傳。最標準的納西族的走婚儀式還保存在木里，而不是人們認為的保留在瀘沽湖。這兒的耕作稻谷產量只有200多斤一畝，他們不會用任何化肥。每粒米上有一根紅線，這在過去有記載叫紅米，是貢米，非常好吃。所以我說這地方是一個文化標本。
去木里不太容易，我去了兩次，還是感覺非常困難。我把去木里的感受寫了下來，現在先寫了12篇結集成書，讓讀者能了解這樣一個地方。
羊城晚報：那接下來您的工作還是繼續在這個領域嗎？
錢文忠：我都在這一片走，還想繼續尋找。這里除了有自然價值，更主要的還有人文價值。這些年我的體會是，你要去行走，要去感受。現在大家的想象力和感受力都平面化了。不像古人，落葉知秋。現在別說落葉，我們覺得樓塌了也跟自己沒關系。我們的心靈在麻木，怎樣才能恢復心靈對自然的感知能力？需要你走進自然去。
不過我寫木里，在微博下邊有人留言說，“錢老師，感謝你宣傳我們家鄉，但是拜托你不要宣傳了，我們不希望有人進來。”這是一種觀念的進步，你得重新理解旅游了，人一直在快速地發生變化。
C 把學者當明星，想象力太貧乏
羊城晚報：您既是一名嚴肅的學者，同時又做很多大眾普及的工作，您怎么看學者的出世與入世呢？學者要如何將自己的學術成果告訴大眾才最合適？
錢文忠：我是1984年進北大的，我們是最幸運的一代，因為趕上了老先生上課。那時季羨林先生還不算年紀最大的，70多歲。我們是正規考進去的大學生，這些老先生當時覺得自己已經進入晚年，迫不及待地想教給你。我們可能是最后一批老先生可以這樣教的學生，后來他們漸漸都離世了。
我見過的老先生，他們的學問比現在的學者大多了，但上課都是講大白話，我沒見過誰講得讓人聽不懂的。去看他們的文章，也不見得讓大家看不懂。作為一個學者、大學教師，把一件事情說清楚，是他的天職，也是第一職業。想不清楚一定說不清楚，但說不清楚不一定是因為沒想清楚。
現在大學異化了，不是教學重要，而是寫論文重要。有些人本來的表達能力不好，可以理解，但不能看低傳播知識。其實老師也很矛盾，現在的學術評估體系用的是量化標準，量化是工業化時代的概念。當年那么多人非常會講課，但學術成績也不比今天少，甚至反而更多啊。
羊城晚報：您上《百家講壇》“紅”了之后，有人說您是明星學者了。
錢文忠：咱們形容一個大家稍微知道得多點兒的人，就要用娛樂明星去比。因為這個社會除了明星，老百姓就不太認識別人了。以前像胡適、魯迅、徐志摩、林徽因，他們比明星的名氣大多了。現在我們把學者明星化，其實還是產業化和商業化的結果。想象力太貧乏了，只會這么說。
D 要警惕出現“國學原教旨主義”
羊城晚報：現在的國學熱背后，存在哪些問題？
錢文忠：國學變成了一攤生意，變成產業和時尚，這就非常可怕。過去曾批國學都是壞的，現在一味都說好，這兩種極端思維均非常可怕。現在沒人講，國學里是存在大量糟粕的，也極少人跟孩子講，國學里有哪些是不適合繼承的，這讓人擔憂。我特別害怕出現“國學原教旨主義”。時代在開放，但國學的概念在不斷窄化，已經基本窄化到孔孟和宋明。現在講國學的有幾個會提王陽明？其實王陽明很重要。
當年我們講傳統文化，就是想抵制泛商業化和產業化。但現在推廣傳統文化這件事本身也在推波助瀾，非常無奈。我們好像是在過度砍伐，砍完這片砍那片，不斷有傳統的東西被商品化、產業化。我們的傳統文化在被娛樂化，很多給企業家們開設的目的在于掙錢的國學班、總裁班，就是一種對傳統文化的娛樂。
羊城晚報：那您認為我們今天應該如何看待傳統文化呢？
錢文忠：如果想通過傳統文化了解現在的知識，它不能勝任；如果要通過傳統文化來全盤管理今天這個快速運轉的現代化社會，它也不能勝任。我和于丹是很好的朋友，但她的有些說法我不贊同。打個比方，霧霾這么嚴重，讀讀儒家的書調整內心，這沒有意義。心靈需要雞湯，但雞湯不能太濃了。但是傳統文化能夠讓我們更有教養，這點大概是沒有爭議的。傳統文化講“溫良恭儉讓”，如果這些東西能夠融入到我們的生活中，應該會更少看到爭搶、爭斗、無秩序。我一直覺得傳統文化更多是關乎教養，和教育有一定差距。相對文化，它應該更關乎文明。今天應該努力用一些傳統文化的資源，讓整個民族更有教養，而不是說借傳統文化來讓民眾的受教育程度更高。可現在講國學，要么是商業，要么是納入課本。納入課本沒什么不對，但怎么納是一個問題。
現在的當務之急是把大學的文、史、哲專業辦好。試問，現在搞語言學的哪個接近王力先生的水平？講《楚辭》的哪個接近游國恩先生的水平？如今又有哪個搞哲學的能接近上世紀30年代馮友蘭的那兩卷本《中國哲學史》？就說廣東，單是陳寅恪、容庚、商承祚，他們的學問我們現在守得住嗎？當務之急是先守住老一輩們的學術成果，能做到這一點就已然不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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